我自己感觉我们社会上有三种人，或者说三种比较特别的人。第一种是学者，我们基本上是向后看。很多人说：“你做经济学的，能不能预测一下股市怎么样、楼市怎么样？”其实最不该去问的就是学者，学者都是研究过去发生的东西。但这种研究也有用，从比较抽象的层面来看，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世界发生了什么，发生的过程中有什么规律性的东西。从纯粹知识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研究还是有用的。从实用意义来说，我们总结了一些规律，供企业家和政府官员来做参考。

    第二类人是官员。官员做什么？关注当下，老百姓有疑难问题官员要解决，上级下达指令官员要执行，官员要把当下的事情做好。

    第三类人就是企业家，还包括政治家。这两部分人是面向未来，要有引领的作用。今天特别是在民主国家里面，政治家要引领这个世界恐怕比较困难，因为现在民粹主义泛滥的情况下，政治方面的作用正在消失。企业家的作用在动荡的世界里面则变得更加重要.

    未来的最大特征就是不确定性。我们经济学家要写出经济学模型来，一定要假设，未来尽管不确定，但是要用分布函数把风险描述出来。但现实中，企业家对于未来什么也不知道。企业家要在这种情况下做出决策，而且这个决策可能要做得非常快。政治家做决策尽管也要引领未来，但要有一定时间。我们企业家不一样，商场瞬息万变，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决策。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也完全不一样，职业经理人像官员一样，执行任务就可以了，企业家是要做决策。

    既然企业家最大职责是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做决策，难免就会犯错误。

    对此我要说两点，一方面，社会应该对企业家有容错机制，不能苛求企业家把样样事情都做对，过去这一年我们在这方面做得不是很好。我们国家虽然有《企业破产法》，但《破产法》的执行不是很到位，没有把它作为保护企业家的工具来使用。在国外，《破产法》的产生是为了保护企业家。也许是受东方文化的影响，一旦失败，大家就觉得很没有面子，像在日本，企业家一旦宣布企业破产之后，这个人就很难东山再起。

    第二个方面，因为我们企业家失败的概率很大，成功企业家的比例是极少的。比尔·盖茨曾经富可敌国，但大家回想一下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有多少个像比尔·盖茨一样的年轻人也是利用他们父亲的车库做着同样的事情，大多数都失败了。像比尔·盖茨这样的成功概率是千分之一左右，说得不好听点，他是踩着别人的“死尸”上来的。

    我们怎么看待企业家的财富？我们不能有嫉妒的心理，要意识到企业家带来的高回报，是以牺牲一代一代企业家为代价的。

    如何把企业家的财富和公益勾连起来？我们企业家的财富有很大一部分是社会回报，他们的财富都是和中国伟大的改革开放实践分不开的。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特别是过去20年财富的迅猛积累，我们大概看不到企业能够成为今天的样子。而企业家自身怎么正确对待财富，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在世界范围内，除了美国之外，企业给社会捐款最多的就是我们中国，到欧洲或者英国去，很少能看到企业家那么大范围地给社会捐款。所以，中国的企业家群体成长只有短短不到30年时间，但我们已经做得如此之好。作为常人，还是要感谢我们企业家，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