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08版）

    再一个，还是要增加直接金融，也就是债市。我们国家的企业债几乎是零，比如今年新三板面临着上海科创板的冲击，科创板将来是注册制，一注册就可以上市，那么，这些新三板谁还去挂牌？新三板其中的一个用处就是作为地方性的债市，可以有承销商承销企业的债券，这样便可以给一些不大不小的企业一些机会，比如：发一些地方性的债。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手段，可以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但长效机制还是要做改革，不做改革没办法推，过去这20年，基本都是靠行政命令从背后推着银行去做的。

    《公益时报》：过去大家对民营经济的认识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全过程，伴随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过程。最早我们认为它是利己的力量，后来我们认为它是有益的补充，再到后来，我们认为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那么，你认为对民营经济的理解还有没有进一步深化的可能？

    姚洋：当然有可能，如果论对整个经济的贡献来说，城镇的就业率民营企业提供了80%，剩下的20%很大一部分是政府就业，真正在国有企业就业的人占比相对较少。我觉得今后应该淡化所有制，不管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没有必要非要分得那么细，应该打破所有制的迷思。社会主义是不是一定要以国有企业为基础，这个问题是可以讨论的，我认为不一定！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可以有很多手段，比如税收调节、政府再分配、政府投资、政府对老百姓更加关注等，这都可以实现社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所有制就没有必要去强调了。

    企业家精神的核心是勇于冒险

    《公益时报》：改革开放40年来，民营企业家对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在社会公益领域也表现突出，比如精准扶贫领域。这也是企业家精神的一种体现。那么你是如何理解企业家精神的？

    姚洋：我觉得企业家精神最核心的就是勇于冒险，比如宋国青，他是芝加哥博士，他有个弟弟刚初中毕业，是做国际期货的，结果他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弟弟赚得多，为什么呢？一个学者，擅长有很多的分析，不敢冒险，而他弟弟就敢冒险。企业家一定要敢于冒险，至于未来会是什么样，拼搏了才知道，而学者都想去分析清楚。张维迎老师说，企业家就是“成者王侯败者贼”，失败的企业家大家都说他是骗子，然而他若是成功了就夸他真了不起。

    过去有一段时间，总有一种说法：中国企业没有社会担当，捐款太少。事实上，过去十年，企业在慈善方面的投入金额越来越高。我们国家的企业家捐款其实并不亚于美国，知名企业家捐款达几十亿甚至上百亿，论这个比例，中国要比美国的企业家捐的多。当然，我们远远超过欧洲，欧洲根本没有捐款的传统，日本也没有。企业家从以前的零零星星捐赠到现在系统性救助，通过慈善改变社会，已经不再像以前完全停留在“给钱”的层面。如今，企业家捐赠都强调有一个系统性的设计，通过捐款去改变社会行为的方式，创造一种模式，并且让这种模式可复制，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创造了新的社会管理和社会运转的模式。

    《公益时报》：你觉得当下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企业家精神和担当？如何引导他们发挥这种精神，如何引导他们积极解决社会问题？

    姚洋：我觉得我们最应该做的：第一，给企业家一个制度的保障，不能再把今年上半年的事情重演一遍，在制度上要给企业家足够的保障，让他们放心做企业；第二，企业家自己多交流经验，互相提高；第三，针对中小型企业要提高管理能力，除了重视企业内部的管理外，中小型企业也应该关注国家的政策和方向。因此，中小企业应设立研究部门、规划部门，研究国家政策以及把控整个行业的趋势动态，也可将两个部门放在一起。企业做到一定程度一定得有这样的部门，有三五个专职人员，给公司做咨询。如今，只有一些大型企业有这样的部门，规划研究部门的设立应该引起小企业的高度重视。

    《公益时报》：本届中国公益年会将以企业家群体为主体，探讨企业家的时代担当和企业家的公益创新，你对这样一届公益年会有什么样的期待？

    姚洋：我认为公益年会应该变成企业家互相交流公益经验的一个平台，公益的最高境界就是把公益做成企业战略的一部分，这样做公益就不累了。其实每个行业都可以找到自己做公益的方式，比如房地产可以侧重做环境保护、节能建筑等，可以推广和资助这方面的研究，这也属于企业战略的一部分，研究出来后既可以拿过来用，也可以降低成本。如果能够通过中国公益年会鼓励大家做这样的公益，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