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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庆 姚洋的办公室在朗润园501,这是个不大的办公室。 进门处有两张书桌,一张临窗,一张面墙。面墙的书桌上摆放了电脑和家人的照片,连在一起就占据了屋里一整个角落。桌旁是椅子,椅子旁摆放着小沙发。除了这些简单的陈设,剩下便是满屋子的书。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院长和著名经济学家已经成为了姚洋身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北大国发院”),这个中国顶尖学术大咖云集的地方,汇聚了各个学派的高端智囊。北大国发院前两任院长是林毅夫和周其仁,姚洋觉得,前者是北大国发院的旗手,后者是精神领袖,自己在管理方面没有两位前任“一呼百应”的号召力,因此,他强调用更加制度化手段管理机构。 作为北大国发院的院长,除了搭建开放的平台,让每个人在这个平台上展现最好的自己外,姚洋也非常重视人才的引进,大胆招贤,他认为人才的聚集能够发挥集聚效应。“你要去找那些比你更有能力的人。”姚洋说,“所以我把张维迎和陈春花两位老师都请来了。陈春花老师很特别,她在管理学方面能力特别突出,而且还有担任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CEO那样实际的管理经历。她来了之后我们做了一对一导师制度,每一个MBA学员都有一个业界的导师;对EMBA也进行了改革,加入了很多实用的课程;此外,陈老师跟业界的联系比较多,为我们带来了很多业界的资源,包括资金方面等。但是由于她是教研系列的第一位非‘海龟’学者,还是引起了大家很多轮的讨论。” 作为著名经济学家,姚洋在今年上半年对民营企业做了调研,在“民营企业退场论”引发热议时,他及时针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问题进行了发声。 “从研究角度来讲,我们不可能做政府关注的日常工作的研究,这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或者国际交流中心负责,社科院也相对更近,在这方面北大国发院没有太强的竞争力。我们做的最重要的、最常规的,还是通过媒体和公共空间的讨论,通过舆论影响政府的决策。”姚洋告诉记者,从名字看,“国家发展研究院”是一个与中央比较接近的单位,但是原来两者的距离,比很多人想象中的要远很多,而北大国发院离社会和百姓,比我们想象得要近的多。 12月21日,2018中国公益年会将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姚洋受邀在年会发表主旨演讲。姚洋认为,中国公益年会应该变成企业家互相交流公益经验的一个平台,而公益的最高境界则是将其做成企业战略的一部分。 用更加制度化手段管理机构 《公益时报》:北大国发院是经济学家、管理学者云集的机构,汇聚各学派高端智囊,作为院长,你如何管理这样一个特殊的机构? 姚洋:北大国发院的特点就是名人比较多,管理这样的一个机构最好的办法就是搭建一个开放的平台,让每个人在这个平台上展现最好的自己。 林老师(林毅夫)和周老师(周其仁)并未对我提出什么要求,但我会在心里有疑问的时候去找他们聊,他们都会指点我,为我出主意。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更好地过渡。林老师作为创始人,可以用个人的影响力来管理机构;周老师被广泛尊重,可以用精神力量影响大家;到我这里我就需要用更加制度化的手段来管理这个机构。 过去这几年,我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如何建立起北大国发院内部的管理制度,从而做到透明、公正。北大国发院员工的队伍比老师的队伍大,员工的管理也比较特殊,虽是一个学校机构,但它在某些方面又像企业,却又不是企业,所以得在其中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既要建立起一套制度来,同时又要充分发挥大家的积极性。我们是一家同仁机构,要在规则和灵活性、积极性、认同感之间找到平衡点。经过这几年的摸索,这方面基本上是调整到位了,运作起来也比较流畅了。 《公益时报》:作为25家国家高端智库之一,北大国发院自身区别于其他智库的定位是什么?北大国发院的学术研究、学员培养是不是也和这个定位紧密相连? 姚洋:我们是高校的智库,区别于政府部门的智库,政府部门的智库有很多国家的任务。高校智库不擅长做国家直接的任务,更擅长做一些分析性的工作,离政府稍微有些距离,这样反而能把政府的运作、政策看得更清一些。在参与一些政策的讨论过程中我们会关注一些中长期的问题,关注一些国家比较深层次的问题,在这方面我想我们和学校外面的智库比起来有很大的优势。和其他高校智库相比,我们的规模比他们大,另一方面我们非常注重学术研究,所以,我们的智库有一个原则——用学术推动中国的进步。 北大国发院的学术研究、学员培养也是和这个定位紧密相连的,我们的教育项目囊括了政、商、学三个方面,我们帮学校管理南南学院,该学院是培养官员的;我们有MBA,是培养商业领袖的;我们还有学术项目,是培养学术性人才的;我们还有一个本科生双学位项目,那是普及性的项目,一年一届招生至少700多人,规模较大。我们的教学项目很多,学位项目有约10个,教学任务很重。 发展民营经济长效机制是改革 《公益时报》:前段时间,“民营企业退场论”引发热议,你近期也针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问题进行了发声。你认为,实行国企混改制究竟有哪些利弊?在国有资本相对强势的情况下,国企收购民企股权会带来哪些方面的影响? 姚洋:今年上半年股市股价下降了超过30%,很多民营企业下降更多,有的下降达70%,很快面临着平仓线。但是这些企业其实都很好,如果被强制性平仓,那它的资产、价值就会变得极其低,远远低于它应该有的价值。 在这种情况下,民营企业资金短缺,只有国有企业有钱,因此国有企业就开始收购这些面临平仓的民营企业。我觉得这样的收购要从纯粹商业的角度来看,没有问题——你既然这么困难,我来收购你,还帮你把债务负担了,这属于纯商业的行为。问题是,在我们国家,特别是过去半年里,民营企业受到很大的压力,又出现“民营企业退场论”这种说法,如果国企还去收购民企,就会发出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民营企业退场论”是真正地实施了。这样就会打击民营企业的信心,这当中很多都是民营企业家一生的积累,一夜之间变得一无所有,这个影响太大了。这就像当年的“宝万之争”,宝能从法律的角度来说也没什么错,但是放大了说,一个“野蛮人”跑来把企业收购了,并且一脚把创业人踢开,这个影响很大。国家在过去一个多月里,出台了很多的政策,“民营企业座谈会”的召开对提振民营企业的信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现在来看,市场处于基本稳定了,这是一件好事情。 《公益时报》:11月1日,习总书记邀请民营企业家召开座谈会,并针对当前民营企业发展环境提出了6方面政策举措。那么,你认为,此次座谈会将为民营企业具体带来哪些利好?接下来,你认为民营企业还将会遇到哪些挑战和危机,应如何发展民营经济? 姚洋:习主席、刘鹤副总理带着银行三会的领导出来讲话,这是个非常强的信号,提出的六方面政策举措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救急的,救急的那些措施现在看来在陆续推出,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另一类是长期的,长期而言如何给民营企业提供比较充足的金融资源?这个需要具体事件具体分析,比如郭树清提出的“一二五”概念,其实股市对这个反应是非常负面的,提出来第二天银行股集体跳水了近3%,说明大家不看好。 我们要意识到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是全世界的难题,在这个问题上不要带上太多所有制的成分,即认为这主要针对民营企业。其实国有企业如果规模太小,也照样贷款很难,所以,这不是所有制的问题,就是小企业风险大。在这种情况下,非得让银行给它贷款,这个做法是不对的。 我觉得长效机制还是改革,不能靠行政命令,对正规银行要允许它们对风险进行定价,中小企业风险高,若去银行贷款,银行觉得资质可以但风险很大,12%的利率能否接受?中小企业要到“影子银行”去筹款,恐怕也是这个利率,甚至更高。所以,一定要允许银行对风险进行定价,现在的定价机制太死板。北大国发院多年来提出的利率市场化事实上还没有实现,如果把这项改了,会是一个技术性的改变,它的作用就会非常大。 (下转0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