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名公益人想做的一项公益计划让关宏宇印象深刻。那名公益人去了甘肃一所农村学校，看到孩子们在玩一个已经瘪了的篮球，玩得很起劲。他很难过，决定筹款为农村孩子买篮球。

    出于职业敏感，关宏宇当即想到了一个问题：没有新篮球玩，是这些孩子面临的真问题吗？要说他们缺乏的是新篮球，他们同样缺乏很多其他物品。那么，捐钱买几个新的篮球，真的解决这些孩子的问题了吗？

    “我们机构能力有限，我想，能帮一点算一点吧！”这样的回答，并没有让习惯于追问“为什么”的关宏宇和她的团队满意。

    2018年11月16日下午，北京后圆恩寺胡同一家书店内，“三一学者”分享会正在进行。陕西师大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CEEE）博士后、“三一学者”、“看清未来”项目负责人关宏宇，以上述例子开启了她的分享，并向听众抛出了两个问题：“农村孩子们没有新篮球玩”，是一个真实的社会问题吗？“帮一点算一点”的做法，是否真能解决问题？

    关宏宇继续讲道：“我们始终非常强调用科学的精神和力量来做公益。这种理念，我们称之为科学公益。科学公益一定是以社会问题作为导向，从识别一个真的社会问题开始，通过实证研究，提出解决方案并根据方案做出行动，最后用一环又一环的影响评估，找到最恰当的办法。这个办法不仅有效，而且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

    “科学公益一定是聚焦‘真问题’的”

    2012年9月，CEEE启动了“看清未来”项目，从陕西省、甘肃省随机抽取252所小学的19997名学生展开基线调查和视力测试。结果显示，全部样本学生的平均近视率为24%。

    关宏宇他们还发现，仅有17%农村近视孩子配戴了眼睛，中国农村约有3000万孩子的视力需要矫正，平均来说，大约每3个农村孩子就有一个是近视。

    事实上，针对近视问题，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给孩子们配戴合适的近视眼镜，一秒钟解决眼睛看不清的问题。“眼镜早在800年前就被发明出来了，可是为什么农村依然有这么多孩子没有戴？我们由此聚焦到了农村近视孩子不戴眼镜这个真问题上。”关宏宇说。

    关宏宇讲到这里苦笑着说：“对农村近视孩子来说，配眼镜像游戏里那样，充满了坎坷和挑战，需要一路‘升级打怪’。”

    深入调研分析真问题背后的真实原因，关宏宇他们调研发现，造成“配眼镜如同升级打怪”的真实原因，一是农村没有有效的视力筛查方式，所以孩子们不知道自己近视了。二是农村对近视的认知有误区，尤其是学生家长。“曾经有一位父亲告诉我说，我娃以后是要跟在牛屁股后面的人，戴眼镜太怪了。”关宏宇说。三是西部地区缺少能够提供专业眼视光服务的机构，县级医疗体系里几乎没有能够给孩子提供专业验光服务的科室，而县级地区眼镜店的验光准确度仅能达到70%左右。

    针对真问题背后的真原因，关宏宇他们开始提出各种可能的解决方案。

    面对这个问题，最先蹦出来也是常用的方法，就是义诊。由政府或公益组织出面，带专家、设备去农村学校，假设按照4个专家为一个工作小组，完成视力检查、筛查、配镜、发镜等环节，一天可发放约50副眼镜。照此推算，解决3000万农村孩子的近视问题，需要1634年！

    “由此可见，至少在视力问题上，‘帮一点算一点’的做法，肯定行不通。一定要找到一个系统、可持续、有效地解决农村孩子视力问题的方案。”关宏宇说。

    为了找到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2012年10月，“看清未来”团队对前述样本地区252所学校进行随机干预试验。“看清未来”尝试了两种干预：一是做信息干预，即给干预组农村孩子提供近视相关的正确信息。二是提供眼镜的干预，分成控制组（为学生筛查视力，告知筛查结果，提醒近视的学生注意保护视力）、免费眼镜组（为学生筛查视力，当场给近视学生发放眼镜）、眼镜兑换券组（为学生筛查视力，给近视的学生发放筛查结果及一张近视眼镜兑换券）。

    2013年3月，“看清未来”团队发现，领取了兑换券的孩子中有84%到指定地点配了近视眼镜；免费组的做法提高了近视眼镜的覆盖率，但使用率不高；信息干预没有任何效果。

    2013年5月，关宏宇他们对项目进行中期跟踪，跟踪结果显示，那些佩戴了眼镜的农村近视学生，他们的学习成绩提高了0.4个标准差，相当于多学了两个学期。关宏宇和同事们为这个结果感到非常振奋。

    之后，“看清未来”团队又验证了通过培训和激励当地教师，可以有效解决视力筛查、学生戴镜率低等问题。

    现在，在科学公益的理念指导下，“看清未来”已经逐渐形成了一套农村孩子近视问题的解决模式：在县级医院建立视光中心、培训能做配镜的医生、培训能做简单视力测试的农村教师。一环套一环，为农村孩子的配镜路“升级打怪”。

    截至目前，“看清未来”团队已经做了15个试点。同时，该团队还推动陕西、甘肃地方政府出台了中小学生近视防护相关政策。

    关宏宇和她在CEEE的11位同事，都是“三一学者”。这12位青年学者，都在各自的领域忙碌着，他们试图发现真实的社会问题、针对问题背后的真实原因提出解决方案并付诸行动，并用科学的方法评估这些方案的有效性。

    由于他们的这些理念和行动与三一基金会“科学公益”的主张不谋而合，2017年，基金会决定以非定向的方式资助这些青年学者。这个资助项目的名字，就命名为“三一学者”。

    “能不添麻烦就不添麻烦”

    2017年5月9日，在资助者圆桌论坛副秘书长张帆的引荐下，CEEE助理教授、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EAP）“养育未来”项目负责人之一白钰和CEEE所长史耀疆拜访了三一基金会。

    “第一次了解到有一个基金会在做‘科学公益’，与CEEE非常契合。”白钰回忆道。

    CEEE致力于通过政策模拟实验研究，为教育政策的制定提供研究数据支持，推动研究结果向行动转化，从而促成教育公平。白钰所在的REAP团队，面对中国农村婴幼儿发展严重滞后的问题，他们给出解决方案：在农村建立养育中心，为贫困农村0~3岁婴幼儿家庭提供有质量的科学养育指导服务。

    那次拜访之后没多久，三一基金会的“E掘行动”就决定资助白钰负责的“养育未来”，以及关宏宇负责的“看清未来”项目。

    随后，史耀疆提出一个新想法：双方可以合作做一个“三一学者”项目，一是为愿意到西部沉下心做农村发展的青年教师提供资金支持，二是推动影响评估领域的发展。

    三一基金会也看重评估的价值。“从长远布局来看，如果要把评估作为科学公益的一个核心方法论或技术推向行业，需要培养行业评估人才，他们是影响科学公益生态的关键因子。”三一基金会高级项目官员刘洋轩表示。

    这与CEEE团队对“科学公益”的认知高度契合。史耀疆认为，科学公益的可持续发展，本质上是人的发展。在白钰看来，科学公益的核心之一就是影响评估思维。

    2017年10月底，三一基金会启动“三一学者”项目，资助在农村发展、公共卫生、教育等领域进行研究的青年学者，入选学者每人获得10万元资金支持，首批合作方是CEEE团队的12名青年学者。

    对于“三一学者”，三一基金会的资助态度，按照刘洋轩的说法，是“能不添麻烦就不添麻烦”。

    对此，关宏宇的感受是“很合胃口”。“三一基金会给我们空间，尊重我们的专业度。最合我们‘胃口’的是他们没有那么急于要一个结果，不那么急功近利。”关宏宇说。

    事实上，“三一学者”们一直有内在的紧迫感。史耀疆多次叮嘱CEEE团队，“三一学者”项目的事情必须重视，这是“我们的事情”。

    “一种新的酷”

    “三一学者”项目是三一基金会在行业专业人才培养方面的新尝试。这与三一基金会对未来公益的判断有关。

    “未来公益的格局一定是一个具有网络效应的、全面社会化的生态系统，大家相互之间联合、携手、各司其职。三一基金会将成为这个生态系统中一个专业分工的枢纽型组织，以‘科学公益’为支点，撬动整个公益生态系统的资源高效配置和有效流转。”三一基金会成立三周年时，三一基金会创始人、理事长梁在中曾这样表示。

    2013年12月31日，北京三一公益基金会成立，定位为“运作+资助”型基金会。2018年3月，资深公益人、壹基金前秘书长李劲出任三一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随后，三一基金会进行了深度的战略转型，明确将在理论研究与推广、行动实践支持、公共倡导三个领域展开业务。

    三一基金会认为，公益的价值不仅是解决社会问题、帮助弱势人群，还在凝聚及盘活社会资本、推动多元社会治理等层面有其独特价值。而且，公益给社会带来的向善的改变应该是真实的，这意味着公益的效果是可验证和可测量的。

    公益效果的验证和测量，需要“三一学者”这样的专业人才。

    “‘三一学者’项目通过对人的激励，最终希望让科学的理念和方法去指导更多公益行动者，为他们提供科学的‘基础设施’。长远来看，这也是一种对人的投资。”三一基金会副秘书长沈丹玺表示。

    在“三一学者”项目发布会上，三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梁稳根在视频致辞中表示：“公益不光需要好的发心，也必须建立在科学的理念、途径和方法论上，而‘三一学者’项目正体现了公益对科学的追求。”

    在沈丹玺的眼里，“三一学者”们充满理想主义、脚踏实地、求真务实。“我一直觉得‘三一学者’严谨、理性、客观的特质，在这个时代应该是一种新的酷。”沈丹玺说。（徐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