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日内瓦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众多雕塑为这个湖滨城市增加了文化底蕴。笔者稍加考证，发现多个雕塑与红十字运动相关，凸显了这个被称为“世界人道主义心脏”的欧洲小城的格调。

    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第一个雕像是立于日内瓦大学大门口、大剧院广场中心的杜福尔（G. H. Dufour）立马戎装雕塑。两米多高的台座上，杜福尔将军骑着一匹前蹄立起的高大战马，戴着军帽，举起右手似乎在朝向他欢呼的民众示意。杜福尔是瑞士独立战争时的三军统帅，也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前身——国际伤兵救护委员会的首任主席。因为他曾长期在法国军队服役，是拿破仑三世的朋友，所以亨利·杜南（Henri Dunant，国际红十字运动之父）为了到阿尔及利亚设立水利磨坊公司，找他写推荐信去寻求拿破仑帮助。也就是这一契机，让杜南经历了法军与奥地利军队在索尔费里诺战场的战地救援经历，写下了《索尔费里诺回忆录》这本红十字运动缘起的伟大著作。后来，杜南加入日内瓦公益会，杜福尔也是推荐人之一。杜南希望通过杜福尔将军和日内瓦公益会主席莫瓦尼埃来实现他在书中提出的建立一个国际伤兵救助组织和签署一个国际协议的构想。在主席莫瓦尼埃的推动下，日内瓦公益会同意组建一个五人委员会来研究杜南提出的设想，这就是“国际战时伤兵救护常务委员会”、1876年才改称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前身。

    1863年2月，五人委员会召开首次会议，杜福尔将军被推选为该委员会主席。1863年10月，杜福尔主持了召开的有14个国家代表参加的准外交会议。依靠他的影响力，1864年瑞士联邦同意发出召开国际伤兵救护外交会议邀请。1964年8月，他作为主席又主持了16个国家代表参加的外交会议，讨论《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境遇公约》，最终有12个国家签署了这个公约，这也就是后来世界签署国家最多的日内瓦第一国际公约。虽然杜福尔在这次会议后不再担任国际伤兵救护常务委员会主席职务，但他对红十字国际运动的奠基作用不可动摇。透过他高大英姿雕像，我们能体验到英雄威武与人道仁慈的融合统一。

    在日内瓦大学广场，在著名的宗教改革加尔文雕塑纪念墙前，有一尊古斯塔夫·莫瓦尼埃（Gustave Moynier）的雕像。莫瓦尼埃是红十字国际运动创始人之一，被誉为“红十字之魂”。他并非日内瓦大学毕业或在此任教，但这所因著名宗教改革领袖加尔文创办的大学，今天已是国际人道法研究的著名学府，或许这是莫瓦尼埃雕塑立此的原因。莫瓦尼埃今天的名气远不如杜南有名，但他是国际红十字运动的真正操盘手,早期担任过近半个世纪的领导人。提出创设一个国际伤兵救护组织、签署一个国际协议的伟大构想是杜南，但把这个伟大构想变成一个实际运作的组织并完成国际公约签署，莫瓦尼埃则是实际执行人。莫瓦尼埃作为日内瓦公益会的主席，得到杜南寄给他的《索尔费里诺回忆录》后，主动与其联系，并推动组建一个五人委员会来研究杜南的提议。由于学习法律和执业律师的背景，他成为首个日内瓦公约拟草的主要执笔人。在第一次外交会议后，他接替杜福尔成为国际伤兵救护常务委员会的主席，并一直任职到1904年，后担任终身主席至1910年逝世。长达四十多年时间里，他负责领导这个民间机构，代表这个机构发声，推动国际合作和发展。他还是国际法研究院的创立人，《陆战法规手册》的主要拟草人，《红十字国际评论》的创办者，也是建立国际刑事法庭的最早提议者和国际法院的先驱之一。

    但遗憾的是，莫瓦尼埃作为红十字运动最重要的发起人之一，今天并不为更多人熟知。莫瓦尼埃被人遗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对待杜南的问题上，他缺少这个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人道主义组织所应有的怜悯和人道精神。1910年，他与杜南同年去世，且很快被红十字国际运动遗忘。而杜南的生日5月8日，1948年经红十字国际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同意，成为国际红十字日，每年被全世界亿万人民所纪念和铭记。

    在美丽的日内瓦湖边，离这个城市标志性的喷泉不远的湖滨一侧，还有一个雕像，这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第二任主席、1919年曾担任瑞士联邦主席古斯塔夫·阿道尔（Gustave Ador）的雕像。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建立之初就是一个胸怀国际使命的机构，但它又是一个纯粹的瑞士民间组织，在瑞士注册，委员会成员均为瑞士人。虽然在其发展过程中，多次面临着来自不同国家对其委员会国际化的压力，但最终为了保持中立，还是坚持了成员全部由瑞士人士担任的惯例。而且，在其初期发展过程中，由一帮熟人朋友组成，还带有一定家族特性，阿道尔就是莫瓦尼埃的侄子。但阿道尔1870年即加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后长期担任副主席。阿道尔还是在日内瓦和瑞士具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担任领导职务的同时，他先后担任大区议会议员、日内瓦州政府成员和联邦国会议员，1919年还担任一年瑞士联邦主席。1904年莫瓦尼埃因身体健康原因，辞去主席，改任终身主席，阿道尔担任执行主席，1910年莫瓦尼埃去世后，他才续任国际委员会主席，也是任职至1928年去世。

    目前国内还没有看到有古斯塔夫·阿道尔的传记，但他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工作长达五十多年，早期作为莫瓦尼埃的助手，后来又执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全局工作，尤其是他领导了一战时期的人道救援和红十字运动业务范畴的拓展，而该时期在红十字运动历史上被誉为：继续开拓创新时期。1914年8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日内瓦成立了国际战俘局，用于收集汇总信息并安排为被拘留者递送包裹，重建家庭联系。一战期间和战后，战俘局为将近250万名战俘制作了索引卡和名单，建立联系。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还到欧洲和世界各地的战俘营进行了500多次探视，参与遣返被拘留的平民和战俘，对保护战俘和平民的生命与尊严发挥了较好作用。还对造成极端伤害的武器使用予以干预——1918年2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发起呼吁反对毒气的使用。一战期间，世界各国红十字会也开展了前所未有的救援活动，志愿者们在战场上开展救护医疗服务并在医院里照顾伤者。对许多国家红十字会而言，这是他们发挥最大作用的时期。这些业绩里面应当都包含有阿道尔的领导功绩。

    这个时期还是红十字运动发生嬗变，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权威和领导力遭遇挑战的重要时期。1919年，在美国红十字会戴维斯会长的提议下，另一个红十字国际运动组织由英、美、法、意、日等五国红十字会发起的红十字联盟成立了，这也是今天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的前身，意在将其作为红十字运动未来的协调和支持机构。因此，作为国际委员会的主席阿道尔自然处在挑战的浪尖，但从今天的发展结果看，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两个组织的竞争和冲突，虽然一度带来了组织混乱，但也凸显了红十字运动对中立调解者的需求，尤其是后来又经历了二战，更显得一个保持中立、独立人道组织的价值，所以通过几十年的协调沟通，最终通过国际大会达成的塞尔维亚协议，达成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二者并存，业务进行分工，相互配合，连同各国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一起，构成今天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完整格局。从此历史进程看，阿道尔那个时期的坚守和作为，为红十字国际运动留下了重要历史遗产。因此，今天的日内瓦湖湖畔，在鲜花的簇拥下，阿道尔静坐凝视着远处的喷泉和湖对岸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总部，享受着全人类给他的敬缅是完全有缘由的。

    亨利·杜南的雕像在日内瓦、在全世界最为多见，其遍及率不亚于任何一个政治或宗教领袖。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前台、博物馆，在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总部办公区，都有他的雕像。在日内瓦大学校园里，则有一组别样的杜南雕像，演示的却是一组护士在救护抚恤伤兵的情景，一个长着翅膀的女神在举着敷伤的右手，后面是几位伤兵在接受志愿者的救护，雕塑塔坐上注明的是“A Henri Dunant”，注明的时间是1828-1910，这应当是杜南的生卒年月。但其展现的不是杜南本人的雕像，而是战地救护场景，是不是寓意一个个战地救护志愿者团队在亨利·杜南的引领下在成长，在守护着人类的生命与健康？一个战地女神的杜南像，让观者一下就定格其为我们这个世界创造的最大价值。

    一个三天的战场救护经历引发了一个伟大的构想，一本书的出版及其传播和行动，引发一个遍及全世界和持续一百五十多年维护人类生命健康与尊严的人道主义运动，今天全世界有191个国家和地区有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日内瓦公约签署国更是达到196个国家和地区，全世界有1亿多红十字会会员、志愿者和超过50万名的工作人员，还将永远地持续致力于实现亨利·杜南提出的使命。虽然，杜南只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担任三年多的秘书，而他今天在红十字国际运动的影响力远超出在这个组织呕心沥血工作四十多年的莫瓦尼埃和任何一个领导者，或许，这就是思想和远见的魅力！

    （本文作者系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副理事长）

    ■ 刘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