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心怡

    1989年10月，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希望工程，至今已有29年。为探讨公益初心，致敬中国公益参与者、希望工程志愿者，前不久，“守住一道光，回望来时路——北大光华益行者之夜”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举办。

    据了解，截至2017年，全国希望工程累计接受捐款140.4亿元，资助困难学生574.8万名，援建希望小学19,814所，希望厨房5,861个，援建希望工程图书室29,170套，培训教师106,558名。即将步入而立之年的希望工程是如何一路走来，让我们一起听听他的老朋友们讲述他们之间的故事！

    希望工程创始人、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

    希望工程的清白比我的生命都重要

    1988年5月8日，共青团十二大结束，5月18日，团中央接受我辞去组织部长的职务。

    辞职后我觉得下海经商不自由，就想到了成立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为青少年发展向民间筹集资金。团中央为我们提供了10万块钱、一间办公室，我们用一个乒乓球台，各办公室弄了一个椅子就开始工作，希望工程也是在这里诞生的。

    在一次中央电视台的访谈中，节目组把我和邱满囤放在一起进行访谈，而这个邱满囤是卖老鼠药的，节目里他介绍怎么抓老鼠，我介绍怎么做希望工程，我心里觉得这次访谈很成功，可结束后底下的大学生拥上去围着邱满囤签字拍照，没有来找我的，我说我做了一个希望工程，居然不如一个卖老鼠药的，这让我很受刺激。随后，我稍微调整了下，过去一定不要说徐永光什么的，一定说团中央青基会，别人并不知道你是谁，没有个体，一个成功的公益事业背后应该有一个成功的个人，要树立个性形象。

    1994年，香港《壹周刊》质疑希望工程资金存在问题，我曾经和《壹周刊》进行了6年的马拉松官司。当时，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这样的非盈利慈善机构去告一个媒体，首要的风险就是要花钱，如果官司败诉，我不只要身败名裂，还将赔偿2000万元。面对对方律师向我提出的100多个问题，在8个小时里我100%都对峙回去。之后我拒绝了对方提出的和解撤诉赔偿，因为在我的心里，希望工程的荣誉、清白，比我的生命更重要。

    希望工程报告文学作者黄传会

    “不幸”的被老乡拉进希望工程

    当年我参与希望工程的时候，全国有400万非常不幸的失学儿童，我也非常“不幸”，我跟徐永光是温州老乡，所以他就拉着我参与到希望工程来。

    当时我并不了解希望工程，徐永光就让我去太行山看一看，当我从那里回来后就写了一篇文章《一项工程和四百万失学儿童》。从此以后，我迈出双脚，走进太行山、沂蒙山、西部高原等，1992年出版《托起明天的太阳——希望工程纪实》。

    当时，基金会给我的感觉是基金会的同志们每天讲的、想的都是希望工程，一到了青基会，就是到了希望工程，虽然希望工程搞得好，但这些人在生活上待遇不高，包括徐永光。

    而正是因为与徐永光的结识，让我与希望工程结缘，希望工程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让我更了解中国贫困地区的教育，更了解中国的国情。

    希望工程纪录片、音乐创作者杨铁钢：

    69场希望工程巡回义演，每场都有个真实故事

    与希望工程的结缘在1991年，青基会要做希望工程全国百场巡回义演，第一场在山东济南演出的效果不好，经人推荐把我介绍给了徐永光，让我来接手希望工程的义演。

    当时对希望工程不太了解，到了基金会才真正了解希望工程，半年的时间组织演出、协调广告、捐款等一系列问题，历经千辛万苦，最后以69场义演告终。这么多场演出没有出现任何问题，每一场演出都非常成功，我认为在成功的背后，是每场晚会都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每一场晚会，都是真情的感动。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理事、《大眼睛》拍摄者解海龙

    70个胶卷、12个省、28个县，我带回了这组照片

    1986年国家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那会我经常去山东、涞源，1990年年底，我在涞源看到了一个标语，“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之后，我提交了一个报告，要用一年的时间跑遍全国的大山，拍出一组反映孩子渴望读书、老师辛勤耕耘的照片。

    在策划报告的时候，在王府井的一个黑板，我看到上面是3月5日的学雷锋日，写着“朋友，让我们每人每天少抽一支烟，少喝一杯酒，节约一元钱来帮助一个少年——中国青基会宣”。跟别人问了青基会的地址，我步行了一公里，爬上十楼，来到青基会办公室，我跟工作人员说我是摄影的，我要加入到你们当中，我需要一封介绍信，一个贫困地区的分布图。之后这位工作人员把徐永光请了过来，就这样，我认识了徐永光。

    我拿了70个胶卷，跑了12个省28个县，并带回了这组照片给他看，当时“大眼睛”是3个孩子，徐永光说女孩子更应该受到社会关注，最后把这张“大眼睛”定为标志性照片。

    敦和基金会执行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文化书院副会长陈越光

    在希望工程中做一个推车的民工

    1991年，我当时刚参加希望工程不久的时候，发给我的一个纪念品，是一个刻着希望工程徽章图案的石头，当时应该是所有的人都有，这样一块石头确实挺沉的，我在从1991年到现在，期间搬过4次家，我的办公室搬过七八次，我始终带着它。

    这个石头给人一种力量感，我们心中有一些软弱的东西需要有一些坚强的东西和我们站在一起。因为这个石头的形象是双手托着日出，而就我们这一代参与公益的知识分子来说，希望工程也是我们心中的日出。

    在希望工程中像我们这些人，我一直有一个比喻，淮海战役打完以后陈毅元帅说过一句话，“淮海战役是150万民工用小车推出来的”。我希望在希望工程中做一个这样的人，仗不是我们打的，冲锋陷阵的是正规的团队，完成这个事业的是几百万希望工程受助的学生，他们在时代不公平中，不去埋怨时代，而是用感恩的方式，来接受援助，他们才是真正的正规军，我们只是一个民工在边上推了一会车，挑了一点担子，仅此而已。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康晓光

    希望工程带来了社会力量的爆发

    我和公益最早的接触实际实际上是作为捐赠者来参与的，记得我在内蒙古、云南做调研的时候，看到当地的小孩子，捐过100、200块钱，当地的人就说康老师在做希望工程。所以在上世纪90年代，在中国做希望工程等于做公益，做公益等于做希望工程。

    随后我和希望工程的接触是在1997年，当时做希望工程评估，我也是其中一员，之后我自己启动了一项专门的研究，研究希望工程。

    刚开始做希望工程的时候，被作为一个扶贫的专家。因为当时还认为希望工程是一个扶贫济困的项目，但我接触了之后，我感受到一种不一样的东西。我观察到希望工程不仅仅是一个一般性的扶贫济困的项目，它关键让我感受到这是我们社会自己去定义社会存在什么样的问题，自己去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而且自己行动起来，动员全社会的力量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是在社会领域中社会自主性的觉醒，社会力量的一种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