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7日，第五届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慈善论坛在内蒙古召开，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康晓光以“超慈善——中国慈善新时代的特征及其由来”为题发表主题演讲。

    康晓光认为：当前在我国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三种慈善形态都处于发展之中，是齐头并进的状态。三种慈善形态叠加在一起形成了超慈善的形态。

    现代慈善还没有成熟，前现代慈善处于恢复之中；不成熟的老模式在发展的同时还要适应新的环境；超慈善异军突起，与老模式争锋，同时也在有力地改造老模式，呈现出重叠发展叠加创新的局面。

    多样化、碎片化、充满不确定性的公益新时代

    据康晓光观察，最近十年尤其最近五六年慈善事业和以往有了质的变化。这种变化实际体现为价值观越来越多元化了，参与的行动主体也是非常的多元化，用到的方法和工具也日益多元化。

    在组织形式方面，去组织化、去中介化、虚拟化、个体化现象越来越严重，或者是非常丰富迅猛。

    “最简单的说，也许五年前、十年前中国的公益还有一个公益部门，还有公益组织，在媒体上看到还都是一些专业的公益机构在主导，但是实际最近几年不是了，我们发现最近几年许多的个人、企业、政府、事业单位等等，大家都在做公益，而且做的也相当不错，根本不比专业机构做得差，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康晓光强调。

    据康晓光观察，今天非常耀眼的一些公益概念、新的方式、新的项目很多并不是专业公益组织提出的，媒体、企业、个人都发挥了特别大的作用，跨界、融合的现象非常得普遍。

    公益早已经打破了界限，公益的思考、元素融入所有的部门和行业，所有的部门也积极进入公益事业，公益不是某一个专业，也不是一个部门，公益已经成为了生产方式。“我把它叫做公益的弥散化，整个领域多样化、碎片化，而且充满了不确定性，行业的治理、政府的管理也都是如此，都在受到挑战。”康晓光表示。

    从前现代到现代、后现代慈善

    如何理解这样的现象呢？康晓光表示：“我的方法是以现代的慈善为基准点，然后来看前现代的慈善和后现代的慈善，我的基本结论是，我们今天看到了这样一个不确定性、严重的碎片化的领域，实际上是前现代的慈善、现代慈善、后现代慈善叠加在一起造成的结果。”

    什么是前现代慈善呢？前现代慈善简单的说是农业文明的时代，100年前、200年前中国土地上最主要的人类的形态就是一个一个的村庄，这些村庄是由家庭组成的，大家依靠土地从事生产，这是小规模的熟人社会。

    在这样的社会是没有专职的人和机构来做今天所谓的公益和慈善的。它的公益和慈善活动也都是短期的、小范围的活动，价值观主要是传统的道德和风俗习惯，政府几乎不干预。

    进入现代，伴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尤其是科技革命的发展，原来小村庄都被淘汰了，城市是一个大规模的匿名的社会，同时亚当斯密所讲的分工和专业化的逻辑也对慈善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因此在现代社会里做慈善公益的主力军就是一些机构，而且是一些专职的机构。

    过去的慈善家和受助者之间是可以直接对接的，现在有了中介的慈善部门，这个中介的部门是要发现问题、定义问题、提出解决方案、整合资源解决问题的。过去的慈善家变成了提供资金或者是提供时间的捐赠者或者是志愿者。

    社会进行了分工，专业慈善组织作为中介者、中转站，接受慈善资源并交给受助者，常规性地、持续性地大规模提供服务。

    价值观也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道德，而是向理性化、科学管理深入。政府则深度介入慈善领域，法律法规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个作用不仅仅是在中国，在全世界都是如此。

    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后现代慈善也随之产生。

    康晓光认为，后现代慈善和前现代慈善、现代慈善相比有着非常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专业的慈善机构，或者说专业的中介机构的作用开始下降了，个体的积极性、非专业的组织在慈善领域中的作用，还有基础设施变化，比如说移动互联的出现，都在深刻的改变着慈善的生态系统。

    产生这一变化主要是两个力量，一个是制度变化，一个是社会结构的变化。“我觉得最主要的是社会结构的变化，就是后工业社会出现，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国家的产业结构的升级，第三产业成为了一个最主要的就业部门，大量的白领、中产阶级开始出现，这样的社会阶层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它带来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康晓光表示。

    这些导致了高级需求的产生。按照马斯洛需求理论，当社会越来越富裕，社会结构越来越升级，白领和中产阶级的比重影响力越来越大的时候，它对整个社会的价值观的构成、社会的自主行动能力的影响、行动方式的影响都是非常深远的。

    现在一大批中产、白领的出现，这些人在公益领域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所以十年前、二十年前不能接受的现象现在都变成了公益的对象。不仅仅是穷孩子受到关注，富二代也受到了关注；不仅仅是人受到了关注，流浪猫、流浪狗也受到了关注；同性恋等问题也受到了关注，这些过去都是不可想象的。

    越是低级的需求，同质性也越强，公益项目也都是稳定的、刚性的、大规模的、持续的。越是高级的需求差异性越强，个性化越突出。所以今天满足这样一些需求的项目往往弹性非常大，更加小众化、个性化、多样化。

    技术的变化同样带来巨大的变化，尤其是互联网的影响，它最重要的就是把人和人、人和事、人和物之间联系起来，使组织和发生集体活动的成本大幅度下降。

    “过去可能我们要发起一场募捐、组织一场捐助，必须依赖强有力的组织才能实现，今天借助互联网、借助于软件，一个个人或者一个组织就可以发起这个活动，互联网把成本大幅度降低了，所以互联网对慈善影响非常大。”康晓光强调。

    三种慈善形态叠加，超慈善时代来临

    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慈善是不同历史阶段的产物，但在中国却同时出现了。

    康晓光认为，中国的现代公益也只有40多年的历史。这40多年，传统前现代的慈善开始逐渐复活；最迅猛的发展的是现代慈善；但最近几年后现代慈善崛起，一些不专业的个人、企业、事业单位、虚拟组织开始进入这个领域，并且呼风唤雨，发挥非常大的作用。

    康晓光认为，造成这样一种现象，实际上是既有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家族观念变化的结果，也有新技术革命带来的结果。

    “当三种慈善形态叠加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它形成了一种新的东西，我给它起的名字叫超慈善。”康晓光表示。

    康晓光认为，当前三种慈善形态都处于发展之中，是齐头并进的状态。现代慈善还没有成熟，前现代慈善处于恢复之中；不成熟的老模式在发展的同时还要适应新的环境；超慈善异军突起，与老模式争锋，同时也在有力地改造老模式；呈现出重叠发展、叠加创新的局面。

    面对这一情况，康晓光表示：“慈善不是少数人、某些组织的事情，要有更广阔的视野，要有更宽广的心胸，只有这样才能把握住这个时代，跟得上这个时代。”

    （整理自现场演讲记录）

    ■ 本报记者 王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