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完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2018夏季峰会，史兆苓没能停下来歇口气。第二天一早，她就飞往新疆克州地区，忙乎手头正在推进的助学项目去了。当天早晨7点多，她的朋友圈更新了一条信息，只有四个字：“继续出发”，配图是迎着晨曦奔跑的行者。

    从今年春天至今，她保持着这种连轴转的工作状态，目的地都是新疆。

    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史兆苓是北京市美疆助学基金会(以下简称“美疆基金会”)的秘书长。她说，自己最初接触公益是从做“志愿者”开始的。当年，对“公益”这个词还一知半解、懵懵懂懂的时候，她的公益领路人、后来的美疆基金会发起人兼第一任理事长王小梅带她走入了新疆。她感受到那里人们的淳朴善良，也被当地的贫困和落后震撼。

    她压根没想到，这一干就是十多年。

    专职公益十多年，史兆苓最开心的是看着美疆班的孩子们一个个长大成材;最骄傲的是“美疆基金会”已经成了新疆当地老乡们亲近和信赖的名字——能让自己的孩子加入美疆班学习，是家长们最大的心愿;最愧疚的是对两个孩子陪伴太少，说自己这个“妈妈”实在不称职;最大的心愿是通过美疆人的努力，让更多的新疆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资源，拥有更美好的未来。

    精诚所至 金石为开

    《公益时报》：美疆基金会成立14年来，主要是在做新疆地区的教育扶贫，在具体工作中你这个秘书长感觉最难的是什么？

    史兆苓：实际上，最大的困难是来自于老乡的质疑和误会。因为当地是少数民族聚集地，之前很少有汉族人进入他们的生活圈，更别说和他们的家庭、孩子发生这么多的交集。那些孩子们的家长大多是文盲，且不通汉语，沟通难度可想而知。

    正因为不了解不理解，所以最初在当地老乡中甚至一度流传着这么一种说法：“这些汉族人来领我们的孩子，就是要把他们带到几千公里之外的北京卖掉。”人心恐慌之下，家长们纷纷将已经被我们挑选进入美疆班学习的女孩又领回家去。我们紧跟着做工作，再把孩子领回来……如此反复好多次。最终，通过当地民族干部带着我们挨家挨户地解释、做工作，终于又把孩子们再集中回来。这段往事，让我记忆深刻，也是我在项目初始阶段感觉压力最大、执行过程中感觉最难的。

    《公益时报》：现在呢？

    史兆苓：真的应了那句话：“金诚所至 金石为开”——走到现在，当地家长们的误会和隔阂已经完全消除了。经过我们十多年的努力，现在当地老乡对美疆基金会究竟是做什么的、能够为他们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帮助已经非常的了解和理解。每次我们一到当地，家长们都争着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美疆班来学习，唯恐落后。

    因为学习名额有限，我们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一系列的美疆班学生入选标准，力求在众多贫困的孩子里面寻找最合适的人选，做到公平公开透明地择优录取。

    美疆基金会从创始之初到现在的宗旨始终没变，就是为新疆当地的孩子们创造良好的学习条件，帮助他们健康成长，成为国家有用之才。

    我们开设的第一个美疆班到今年已经13年了，53个孩子中有31个考上了大学，16个已经成为幼儿教师，正在为南疆的学前教育发光发热。还有很多高中美疆班同学已经大学毕业，成为公务员、教师，跻身建设家乡的中坚力量。

    13年过去了，美疆人的辛苦和努力没有白费——截至目前，美疆基金会已在新疆、甘肃、青海、西藏、四川、北京、福建、江苏等地陆续开展了亲情对口资助班、早餐工程、营养工程、美疆助学金、美疆图书角、美疆奖学金、美疆助学公益行等近20个助学项目，累计资助学生近10万人次。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我们还是很欣慰的。

    办法总比困难多

    《公益时报》：这些年新疆你跑了无数趟，你认为“教育扶贫”在内地和在边疆地区实施有哪些不同?这对于着眼于边疆地区教育扶贫的公益组织来说增加了哪些挑战和难点？

    史兆苓：除了自然条件的匮乏和差异，当地教师队伍的汉语教学水平肯定是无法和内地相提并论的，而且师资力量非常薄弱，也不具备完善优质的教育资源，这都是显而易见的劣势。

    我们基金会在新疆开展工作时，语言不通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当地老乡基本上说的都是本民族语言，从来没有接触过汉语，他们的后代也是这样沿袭下来的。为了能让孩子们进步更快，我们就把他们集中到汉语教学力量相对强一些的学校，平时沟通全部使用汉语;给每个孩子安排一对一的资助人，也就是他们的汉族“爸爸、妈妈”。除了给予孩子们一定的经济资助外，汉族爸妈还通过写信、电话以及定期的实地探访等多种形式和孩子们进行交流，感情互动十分积极频繁。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的语言能力自然而然得到快速提升。

    为了能让孩子们走出边疆，更多的了解外面的世界，我们也跟一些爱心企业和机构建立了长期的联系。比如最初我们是跟姚明的“姚基金”合作，他们邀请孩子们到上海参观世博会；我们跟人保财险、万向集团、民生银行合作，每年邀请品学兼优的孩子们来北京游学；我们跟冠捷集团合作，每年邀请台湾、福建和美疆班的孩子们一起上课交流；我们还和北京一些小学机构展开教学观摩和交流活动，并不定期邀请北京的一些优秀教师到新疆与当地教师进行教育研讨。

    在新疆多年的教育扶贫过程中，我们会根据当地的实际困难灵活调整扶助方向，设计并提供对方最需要的公益支持。比如说我们原本打算在阿克陶县开设美疆班，在实地探访时发现那里的初中生、高中生因条件限制吃不到早餐，我们就联合李嘉诚基金会创办了“美疆早餐工程”，项目一直持续到国家有关部门逐渐解决该问题为止。

    为了帮助更多的少数民族高中生完成学业，我们还和东润基金会合作设立了“美疆东润高中生奖学金”，让很多孩子得以受益。

    有句话叫“办法总比困难多”——既然选择了边疆地区的教育扶贫，那就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去面对可能的种种困难。找准定位，坚持初心，一点一滴踏踏实实地做，终有一天你会欣喜地发现，付出和辛苦没有白费，因为教育成果在孩子们身上显现出来了。

    《公益时报》：就你了解和观察，互联网资源介入教育扶贫在新疆地区开展的如何？

    史兆苓：目前来说，据我了解，新疆地区在这方面工作的普及程度还是很不够的。虽然每年国家都会对边疆地区持续投入大量资金，但这部分资金的大部分都被用作基础设施建设，可能某所学校的教学楼盖的非常漂亮、体育馆也够大、跑道也修得很好，但是你再深入了解会发现，学校内部的许多设施、设备是很不完备的。除此之外，能与之相配套的师资队伍也非常匮乏。虽说现在很多学校都配备有电教室，但能熟练使用这些设备并开展教学工作的老师少得可怜，即使勉强有那么几个，专业水平和技能也十分有限。

    最近我一直在和由新东方与好未来联合发起成立的“情系远山公益基金会”商讨，就如何将他们的互联网教育资源引入到我们美疆班助学体系深入探讨，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不仅会在美疆班开设这个课程，也可能在整个新疆地区试推广。当然，我们也会想办法解决相关师资的问题，以能够真正推动互联网教育扶贫在新疆的落地。

    不忘初心 天道酬勤

    《公益时报》：当下有些公益组织在教育扶贫过程中，提供的公益帮扶与受助方实际需求大相径庭，导致公益资源的浪费。你觉得产生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有哪些？如何避免？

    史兆苓：通常初创型公益组织可能比较容易出现这类问题。

    只有供给与需求相匹配，才能真正实现公益扶助的初心。目前现实情况是，一些公益组织没有考虑受助方实际需求，只一味考量自身项目供给的数量，这就难免造成公益资源的浪费，最终无法发挥其真正价值。所以项目的前期可行性调研是非常重要的。

    在项目实施以后，对该项目的评估和监督，以及维护的环节不仅必不可少，而且务必要做到严谨和完善。也就是说，从项目最初的设计，到中间执行环节，再到最后的评估，其实是一个完整的闭环，每一部分都必不可少，每一部分都要提前规划好，才可能避免最后的结果不尽如人意甚至与初心背道而驰。这就要求我们公益组织从业者，不仅要有情怀，更要具备专业的基础知识和职业素养，只有这样，我们的公益产品才能打磨的更完善，走得更长远。

    我觉得起码应该有三个方面的常规动作可以提高我们在这方面的素养：第一，注重平时的业务训练和学习，实行长量的测评和考核机制；第二，邀请行业内外专家、学者做理论与实践方面的讲座，增长见识，吸纳营养;第三，加强与同行业机构的互动与学习，互通有无。

    总而言之，对任何一家公益机构来说，公益项目就是我们的产品，要想产品叫得响走得远，就得平时下足功夫，吃得起苦，动得了脑筋，“天道酬勤”这个道理其实是适合用在任何一个机构或者个体身上的。

    企业家践行公益是大势所趋

    《公益时报》：美疆基金会有很多资助人是企业家，你觉得企业家群体参与公益的社会意义体现在何处？

    史兆苓：企业家投入社会公益，不仅可以帮助到需要的人，还可以为当地带来先进的积极的理念，这种无形资源是金钱不可估量的。在践行公益的过程中，对企业家自身也是一种提升和学习。这些年来，作为我们美疆资助人的企业家们精神认知层面在不断提高和升华就是实证。

    比如，最初有些企业家跟着我们到新疆当地探访之后，看到孩子的困境，心疼之余，当即表示要把孩子领走，直接带到北京生活学习，彻底脱离原来的环境。我们在感动之余，也向他们解释这种方法并不可取，因为你不可能将当地所有的孩子都带走。我们要努力尝试的，不是改变一二个孩子的命运，而是通过坚实的教育，帮助孩子们建立生活的勇气和信心，创造尽可能广阔的平台。未来最终要靠孩子们自己去面对和奋斗。这种效果和意义与你直接对一个孩子供养吃喝学习等完全不同，这就对什么是真正的公益帮扶和成全有了不同的诠释。

    我很高兴地看到，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开始认真关注公益，亲密接触公益，而且他们也在主动地参与到公益创新的大潮中。这个队伍越壮大，我们的国家自然也会越来越好。这是值得期待的美好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