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包办”，我们比较熟悉和憎恶的是“婚姻包办”，而“文化包办”主要表现为各种群众文化场所由政府或企业单一方面出资建设，诸如文化礼堂、村史馆、农家书屋、本土名人纪念场所等。

    包办型文化建设的群众参与度不够，容易造成认同度不够、荣誉感分享不足，群众不能获得文化生产过程中的成长与自觉，最终使得文化建设本身生气不足，后续运营状况不佳。大量处于闲置或者长期闭门紧锁的农家书屋、文化礼堂都说明这一问题。

    群众文化工程的共建探索

    成熟社会的一个标志，是社会各界共建公共文化、慈善公益、民生互助等工作，这标志着社会对公共事务的关心与参与能力的提高，群众在利己和利他之间找到平衡，在物质生活之外，追求道德荣誉、人情温暖、社会和谐等更高的人生体验和人格成长。

    在传统中国，由于基层政权的相对薄弱，大量文化、教育、慈善、互助等公共行为，均由社会共建完成，比如共同集资兴建祠堂、书院、义庄、善堂、寺院、庙宇……在共建的过程中，完成基层社会的组织化训练，自我动员、自我协调、自我化解矛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在落成之时，共同分享荣誉、共同记录一方“熟人社会”的历史。

    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城市化和能人流失，使得乡村基层社会的共建能力非常薄弱。但乡村外出的人才仍有着共建家乡的巨大热情，通过互联网重构“熟人社区”，开展超越地理边界的共建动员。

    通过互联网完成资金筹措、人力整合、媒介传播，新时期乡村基层社会的文化共建展现出了更强的活力。大量村内众筹村史馆、图书馆、纪念馆、祠堂、古建筑保护、老人食堂等一系列共建项目得以超预期实现，在此过程中，增强了村庄内外人员的凝聚力，形成了美德和凝聚力。

    客观地说，文化共建项目的结果远不及共建过程中成长起的社会经验更有价值，这个过程中基层社会成熟需要的德治、自治、共治经验都将得到充分训练。

    产生持续的社会正效应

    据观察，“文化包办”可能造成的离心离德甚至猜忌怨恨，往往会带来政治经济社会的负效应，而负效应越突出，则越为“包办”增加了理由，由此造成恶性循环，直至社会生态的最终崩溃。

    文化作为社会生态的内核，是社会信任和凝聚力的源泉，应建立推动社会由文化自觉到发展自觉再到治理自觉的成熟路径。在文化共建过程中，于政府而言，减少基层公共服务的投入和运营以及大量的社会管理成本，并训练出一个具有高度责任感、自我管理的成熟社会细胞；于经济发展而言，在扶贫工作中，越来越得到证实：经济贫困的“病灶”来自于精神贫困和文化贫困，发展自觉的前提是文化自觉和荣誉自觉，一个成熟的文化共同体社会能自发激活群众斗志；于群众民生而言，文化共建之后的基层社会中，人们能够同心同德、共情、体谅、协调，能与身边人建立起深厚感情，建立对所在家园的归属感，这对自我化解村庄内部矛盾、进行民主有序的公共事务决策以及营造不断生长的互帮互助氛围，都是巨大的推动力。

    文/汤敏 古村之友创始人、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