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1日，中国社会企业论坛北京峰会暨北京社会企业联盟成立仪式在京举行。峰会上，北京社会企业发展促进会发布了《北京市社会企业认证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并成立社会企业联盟，旨在为北京社会企业发展提供可参照的规范标准，推动其健康有序发展，进而帮助解决养老服务、公益慈善等一系列社会需求。

    《办法》中明确提出，社会企业是指以优先追求社会效益为根本目标，持续用商业手段提供产品或服务，解决社会问题、创新公共服务供给，并取得可测量的社会成果的企业或社会组织。

    社会企业认证工作由北京社会企业发展促进会推动实施，认证标准明确以解决社会问题、创新社会治理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为主要目标，确定机构资质、社会目标优先、创新解决方法、解决问题效能、社会参与、行业影响等基本标准，并有机制的保证社会目标的稳定，推动社会企业获得更多社会认可。

    认证办法的一大创新之处是依据社会企业的商业收入占比、社会影响力的深度和广度等三个维度对社会企业进行分级认证，将社会企业分为1星级至3星级。认证标准和分级认证的指标究竟如何衡量，还需等待实施细则的发布。

    目前，北京已推出北京小康之家家政服务有限公司等12家社会企业示范点和试点，17家机构获得中国慈展会社会企业认证，其中3家获得“金牌社企”称号。

    北京认证工作将如何推进？ 

    北京社会企业发展工作虽然起步比较早，但总体而言仍处于初始阶段，北京市具体将如何推动社会企业的发展？中共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书记、北京市社会建设工作办公室主任宋贵伦给出了以下几点措施：

    首先，学习借鉴先进经验、结合具体实际、探索出一条具有首都特点的社会企业发展的新道路。

    其次，加大培训力度，将社会企业的理念和实践经验相结合。

    再次，深圳、顺德率先开展社会企业认证，四川成都出台相关文件，北京市将学习全国各地的经验。

    最后，注重创新，因为社会企业本身就是创新的产物。比如：创新工作理念，将具备基本条件的商业企业、民生类社会组织纳入视野，推进其转化升级，通过相应的程序认证为社会企业；创新知识体系，促进政府、社会公众多方互动，创新体制机制、完善政策措施，保障社会企业的健康成长；在政策法规范围内进一步推动市场资本和公益慈善更紧密的结合，推动更多主体参与社会企业，将市场化运作经验引入公益组织的模式设计和运营当中，推动社会企业与相关社会组织互动发展。

    社会企业的发展大潮正在来临

    “近几年，在深圳、成都等城市，社会企业做了很多创新，特别是中国慈展会推动了社会企业认证，社会企业的发展大潮正在来临。”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深圳国际公益学院院长王振耀在峰会上发表主旨演讲时谈道。

    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袁瑞军也认为，社会企业的概念非常广泛，内涵也很多，但不管是叫社会企业也好，叫第四部门也好，叫影响力部门也好，无论叫什么，社会企业发展的时代已经来了，我们得去面对它，并把这件事情做好。

    王振耀认为，北京市在颁布了社会企业认证标准并成立了社会企业联盟之后，需尽快提升对社会企业认证体系建设的认知，为此他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首先，要有规模化，既然有了认证标准，就应该规模化，没有数就没有质，哪怕有缺陷也得去尝试；

    其次，可操作性的标准和认证的程序要简化，在操作中需根据中国的实际国情、主要矛盾等进行简化。比如企业和社会组织、商业收益的比例等；

    再次，应联合起来建立一个支持系统，以及建立一个后续的开发机制。比如认证完了之后，能否设立有影响力债券，用少量的资金来带动社会的投入；

    最后，需重视解决社会的紧迫需求，将其“社会企业化”或者“化为社会企业”。例如厕所的标准化，中国和日本的差距还比较大；重视解决寄生性的需求，例如养老和儿童，包括残疾人的户外活动等。引导或列表鼓励社会组织或企业来进行投入。

    王振耀对社会企业认证体系建设的认知和袁瑞军不谋而合，袁瑞军认为社会企业的生态建设非常重要，这个生态体系由各方组成，就像是养鱼，鱼就是社会企业，养鱼更重要的是水。“经过多年的调研，我们发现社会企业若单独发展是非常困难的，如何保证养鱼的水，任务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要建力影响力生态系统等。”

    “国际的经验给我们一个启示，实际上就是以社会影响力为核心在做这件事，这个时代实际上追求的是社会价值实际效果的产生，为了围绕着这个中心，可以开展的是构建社会企业的主体，比如设立法人登记和资格认证制度，设立政府的引导资金，激励民间影响力投资，开展结果导向的购买服务，制定公共服务的基准价格和评价等。”袁瑞军谈道。

    中国将成为社会企业第一大国？

    “把满足社会刚需，解决社会痛点作为目标，作为使命的企业，就是高标准的社会企业。社会痛点就是社会企业和影响力投资的靶心。”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徐永光在峰会上对社会企业做出了以上解释。

    据他介绍，杭州绿康老年康复医院是一家为失智失能老人提供养老服务的机构，2006年成立，民非注册，于2013年注册公司，从民非改为社会企业，做民非8年共有700张床位。自改为社会企业后，有了投资，并且提升了能力和质量，再加上政府买单，由原来700张床位增加至1万多张。

    因此，徐永光认为，绿康养老是一家极具影响力的社会企业，是用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很好案例。

    作为社会企业示范单位的代表，北京保益互动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曹军一直最看重的是把满足社会刚需、解决社会痛点作为目标，他的这家社会企业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让盲人看的更远。

    “很多人问我，你的企业最想要的是什么？我最想要的不是找一家影响力投资企业投500万，没有太大的意义，我更希望的是大家跟我一起去解决我所服务的群体和他们面临的困难。如果愿意投资，我更希望能够按项目投，比如做一个盲人导仪服务，做一些类似的项目购买服务。”曹军觉得，只有这样社会企业的影响力才能够增加，社会企业才能够有一定的盈利能力，社会企业才能够在所服务的对象面前有话语权。

    他的这家企业通过将AI、OCR、图片识别等技术运用到盲人领域，实现了盲人用手机扫描图书、用手机识别语音、面对面微信、面对面抢红包，他认为这是残障人士尊严的体现。

    徐永光曾在2014年发表某演讲时提出，中国将成为社会企业第一大国，在此次峰会上，他再次提出这一观点，他给出的理由如下：

    第一，中国的社会痛点人人有份，社会企业人人需要，但其他国家不一定。中国存在诸多社会问题或者说社会痛点，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是“天大”问题，保护环境是“地大”问题，健康养老是关系生命的“命大”问题。中国还存在很多公共领域供给不足的问题，是要推动供给侧结构改革，补短板、惠民生。所以用社会创新的思维，所有社会问题都蕴藏着商机。

    第二，民非制度，现在中国有40万家民非，80%以上就是教育、医疗、养老，它们是潜在的社会企业。

    成都市社会企业的探索

    成都在经过汶川特大地震这一被视为影响中国公益历史进程的重大转折之后，社会组织迅速发展。公益氛围更加浓厚，为成都社会企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据中共成都市委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副主任曾科介绍，目前成都通过认证的社会企业已经有5家，正在积极参加认证的企业有14家，已征集观察的社会企业有26家。

    谈及成都市目前社会企业的现状，曾科表示：

    第一，成都具有公益事业的一个基因，存在一批社会企业先行的实践者。以商业模式解决社会问题的企业早已存在，只是这些企业或创始人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公益身份或角色；

    第二，今年3月成都市以市政府的名义，出台了关于培育社会企业促进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的意见。在创新政策设计、完善制度保障、营造良好氛围方面加大了探索。

    第三，成都推进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的体制改革，形成了社会企业发展的体制优势。根据国外的经验，70%的社会企业都根植于社区，社区存在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则是社会企业发挥作用的主要阵地，也是社会企业发展的未来。

    据曾科介绍成都社会企业探索的重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四方面：

    一是力争用3年左右的时间，培育发展一批具有一定规模、一定影响力和辐射力的社会企业，基本形成鼓励社会企业有效参与社会治理的支持体系；

    二是通过建立与第三方合作的方式，构建社会企业从企业登记、评审认定、政策扶持、社会服务、行政监督、社会监督相互衔接，覆盖社会企业全生命周期的发展体系；

    三是在政府层面，成都市在61号文里面，有3个方面，工商、商务和科技等部门，通过便利的登记，评审认定、培育孵化等工作，建立社会企业培育发展的促进机制；

    四是开展试点示范。成都已在全市开展社会企业的试点，一共22个区市县，目前都在踊跃报名试点。目前从中选择了高新、成华、温江等先行的探索区，目前试点的区正在遴选项目、搭建孵化平台、制定具体的扶持政策，近期将陆续对外发布相关的信息。

    ■ 本报记者 李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