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文梅

    李昌平，曾被誉为“中国最著名的乡党委书记”——18年前，担任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他给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封信让37岁的李昌平“一举成名”，在任职当地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村改革，但也让他的人生发生转折——不久，迫于各种压力的他选择放弃仕途，辞职赴南方打工，渐渐淡出了公众的视线。

    再度听到李昌平的消息，他已经是NGO“中国乡建院”的创始人、院长，56岁的他也已经不再年轻。

    李昌平与《公益时报》记者的采访约在了距离北京市区近百公里的平谷城区一个由小学校改建而来的简易办公房里。

    谈起18年前国人皆知的“我向总理说实话”，李昌平说那时候年纪轻，总觉得自己胸怀天下、能做大事，现在想法不一样了——“其实每个人能把自己手头的小事做好了，也能给国家做贡献。”

    李昌平创建的“中国乡建院”在农村地区实验性地推行“内置金融村社体系”已有7年之久，他认为：“中国再怎么发展，都不能舍农民的利益。我们现在一定要让农民有钱，把金融放在农民组织内部，让农民能够把‘死钱’变‘活钱’。农民有希望，国家才有希望！”

    他引用当年一位老先生对他说过的话：“如今中国‘三农’问题的圈里，既搞得懂理论、又能够下去做实事的人少之又少。多一个能拿这些问题跟别人斗嘴吵架的人一点意义都没有，中国的问题关键是要去做、要去实践。你去做就对了。”

    中国乡建院为农民谋福祉而生

    《公益时报》：上世纪，梁漱溟和晏阳初都曾以创办学院、培养人才的方式推动中国乡村建设，相比较下，你和另一位“三农”问题专家孙君联合创办的“中国乡建院”有什么不同？

    李昌平：总的来说，他们在乡村建设方面都属于“志愿者”，是业余拿出一点时间投入和参与；他们的研究始终是有人给予资金支持的，并不需要为基本生存费心费力；他们在乡村建设的理论体系形成和建构方面并不专业，也不系统。

    我和孙君创办中国乡建院的时候，已经对这个问题有了系统的认知。我坚定地认为，中国乡村发展建设即将迎来一个全面复兴的时代，依据就是我认为中国的城市化走到一定程度已经走不下去了。中国因其特质并不能真正融入全球化浪潮，也不能支持农民变成市民，我们只制造出了“农民工”，而非市民。当这些农民工年纪大了，劳动能力减弱了，最终还要回到农村去。

    这种情况下，我提出了“乡村复兴”这个概念。起初我们的机构名称是“中国乡村规划设计院”，后来发现我们不仅仅做规划，还要做组织、金融、垃圾分类、污水处理等，是一个系统的乡村建设，就更名为“中国乡建院”。我们吸纳整合了散落在各地搞乡村建设的业余人员，进行全面地学习和提升，逐渐将这个团队打造成为一个高度专业的乡村建设服务机构，通过我们为全国各地农村提供专业、精准和高质的服务，来养活我们自己。我们白手起家，一点一点积累和发展，也不找任何基金会申请资金，即便是有基金会愿意给我们扶持资金，我也不要。

    《公益时报》：你不要资金支持的底气在哪里呢？

    李昌平：如果你想要提供有价值的服务，就必须要能够做到独立思考、独立运作。你找别人申请钱，有可能你提供的服务就没有价值了。你一定要找到“四两拨千斤”的乡村振兴的方法，别人才会来请你帮忙，你的服务才有价值。如果你今天找这个要点钱，明天找那个要点钱，你会发现你的精力就不会放在改善你的产品和服务上，最终你也很难做到专业和高效。中国乡建院就是农民的协作者，是为农民谋福祉而生的。

    让农民获得金融资本化收益

    《公益时报》：中国乡建院目前主推的项目是“内置金融村社体系”，你是否可以简单概括它的形态、意义和价值？

    李昌平：今天的中国农村，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各种要素都是向城市流出的。比如我们的农民组织，因为没有经济基础作支撑，不能为农民提供有效的服务，其内生动力很弱。在日本，农民只负责生产，流通和销售是不用操心的，待到农产品收获的时候，农民照样可以赚到钱。那是因为日本的农协很强大，内部有金融做后盾和支撑，由此构成产业链闭环，一切均由组织协调安排，有条不紊发展的同时，也不会形成恶性竞争。

    再看我们的农民，自主性也相当孱弱。打个简单的比方，一个农民打工好不容易赚了点钱，拿着这钱回老家盖个房子，这就意味着“活钱”变成“死钱”，农民手里又没有钱了。城里人就不一样，2000多块钱一平米买的房子，过几年就可能变成20000块钱一平米，你随时都可以把这个房子变现，这个是可以作杠杆的，农民是没有什么“杠杆”可言的。没有杠杆做支点撬动，农民很难真正增收致富。

    我们的“内置金融村社体系”是以农村村社为边界，在村社内部置入以资金互助为核心的金融平台，主权属于村社成员，为村社成员服务，收益归村社成员共享。这种形态与建构可以很好地解决农民组织和农民自主性弱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农民组织内部有金融做支撑，就可以形成一个有机的信用链条，涉及到生产环节的一切，都可以先行提供服务再说。现在我们的农民组织体现出来的所有问题，都是没有金融导致的，表现在组织无效和金融无效。如果能够将这种“内置金融村社系统”嵌入到农民组织内部，必将显现出组织有效、金融有效的活力和能量。

    《公益时报》：“内置金融村社体系”目前的推进速度和发展程度与你最初的设想是否一致？

    李昌平：基本上出入不大，一边干一边调整。无论做什么事前期都有个基本规划和设计的嘛，基础打好了、设计好了，实际运作起来就没有问题。目前“内置金融村社体系”已经覆盖全国21个省份，涉及200多个村。

    粮食安全问题是重中之重

    《公益时报》：近几年关于粮食安全问题探讨得好像不如前些年那么“热”了，是这方面已经没什么可担忧的了吗？

    李昌平：如果说中国的粮食安全目前还存在隐患，那么第一就是质量问题。从现有资料显示，中国占全球7%的耕地，却使用了全球35%以上的化肥和农药。也就是说，我们的粮食是化肥和农药堆出来的，但肥料不是可以无限制使用的，土地也会板结的，再这么搞下去肯定是不行的。这是危机之一。

    第二个问题，种子。我们现在的杂交稻种子、转基因种子以及多类种子的自主权都在逐步的减弱。首先是农民失去了种子的自主权，过去都是农民自己留种，比方说水灾造成损失，，那我从自己的粮仓里重新拿一些种子，再赶种，也能补救。但现在种子是在种子公司的手里，他们为了保证盈利，不会多生产种子，是限量生产，还要尽可能把仓库里的种子都卖出去。这就造成了一旦遇到大的灾害，农民受灾后，无种可以补救，这个后果是很可怕的。其次是我们的国家失去了种子的自主权。我们现在很多的蔬菜种子、主粮种子都是外国的种子公司在控制。

    第三个问题就是政策性导致的粮食生产主体并不生产粮食。比如说现在我们的大量土地向房地产领域倾斜，或者向少数资本集中，也就是政策性失误也可能会带来粮食安全问题。

    所以说，我们的粮食安全隐患不少。粮食安全问题应始终置于国家战略的重中之重，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中国NGO之殇：无传承，不专业

    《公益时报》：近年来，中国社会组织发展迅猛，许多机构从不同层面和角度渗透到了教育、扶贫、留守儿童等多个领域。结合实践经验，你认为公益机构应该怎么做才能真正提升质量与效率，并且“帮忙不添乱”？

    李昌平：我觉得构成社会的三大要素就包括企业、NGO和政府这样一个三角关系。政府提供政策支持和公平竞争的环境；企业在经济领域构成一种竞争关系，通过经济行为创造财富，丰富物质生活；NGO之间也形成竞争关系，在此过程中推动组织的发展进步，提供社会服务的机构越来越多，社会也就越来越和谐。这也要求政府给予这些NGO更好的服务、更完善的平台。

    实际上目前这个领域发展得很不充分，NGO应该得到的政策扶持和税收优惠还有待于进一步优化；第二，现在很多基金会名不符实，并没有按照基金会的要求去规范运作；第三，政府在基于鼓励NGO展开充分竞争的问题上做得还很不够。

    从NGO自身的问题来看，当下大部分NGO的公益产品质量不高，项目精准度和可行性比较差。我发现，目前政府和企业的改革更有动力，而NGO的改革却没有动力，死水一潭。原因一是竞争不充分，二是改革和撼动固有的组织内部治理模式很难。现在NGO内部出色的人才相当匮乏，很多组织发展停滞僵化。我觉得，中国的NGO还是要不遗余力地发展。在这其中，政府要积极支持和鼓励，引入良好资源，NGO也要勇于面对自身问题，改革创新，否则很难有突破。现在我们的NGO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传承，从而很难形成专业化的水准。

    另外，也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要跑去做公益的。你把你自己的企业踏踏实实做好，有实力可以拿出钱来让专业的公益机构去做，为什么一定要去凑这个热闹呢？现在很多企业都说自己在扶贫，但扶贫是一件很专业的事，不是谁想做都能做好的。

    《公益时报》：你做过乡镇干部，当过记者，还是“三农”问题的研究者，现在又开始搞乡建院的发展实验。经过这么多的角色转换，你的观察视角有没有变化？

    李昌平：可能我在体制内和体制外还是有不同的视角吧。我以前在体制内当乡镇干部的时候，对农民的认识还是有很多层面的。上世纪80年代我做乡镇干部的时候，就算是冰天雪地的严冬季节，手一挥说“乡亲们，咱们去长江堤坝上搞水利工程”，上万的农民就呼啦啦地跟着你去了。再后来，无论你手怎么挥，都没人搭理你了。当我走出体制后就换了个角度想问题：为什么现在农民都不听我们的、指挥不动了，甚至还跟我们对抗呢？那可能是我们背叛了农民——农民没有变，那一定是我们变了。现在我们乡建院的同事下乡工作，走到哪里都跟当地农民打成一片，关系很融洽，因为我们就是为他们服务的。你是不是真心地为农民着想和服务，农民心里自有一杆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