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慈善组织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和最广泛的话题之一。

    朱友渔是社会学家和上海英国圣公会的杰出领导，他总结道，他所处时代的中国慈善机构显示了一个“新的民族特点……过去囿限于小的社会团体的社会意识……冲出局限，融入民族大意识之中”。他认为，这个变化要求政府和人民更加团结一致、齐心协力，“扩展慈善领域”。

    他还称，“中国的慈善已经到达一种系统化和制度化的阶段，能提供充足的救济，但是没有预防贫困的科学方法”。因此，政府需要在“私立志愿机构能力之外的工作中”发挥作用。在整个民国时期，许多人都持与他一致的观察结论，并且这些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政府对待慈善机构的态度。

    慈善机构参与广州城市改造

    早在1912年，袁世凯的北洋政府就已经了解了善堂的经济和政治潜力。根据其官僚机构的设置，内务部直接负责所有的灾难救济和慈善活动、慈善机构，分别设立相关的中央、省级和县级部门，监督各自辖区的慈善机构。但由于北洋政府无力管辖广州，并且在民国初年广州经历了巨大的政治动荡和不稳定，所以这种机构设计对广州毫无任何实际影响，善堂不仅不受任何政府的监督，反而还代表了相对稳定的和有公信力的广东商界力量。在1920年之前的这段时期，所有的政治力量，在政治和军事的冲突与谈判中，都得顾及这些善堂。

    1920年之后，广东军队重新夺取本省政权，孙中山之子孙科成为广州市长。随着新政府逐新尝试吸引慈善机构参与到广州城市改造，尤其是公共卫生改造中，善堂和政府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

    例如，在1922年，卫生局召集12个善堂商讨三件事：通过免费发放疫苗来推广接种，并演示技术；通过填写标准表格，建立传染病通知系统，推广西医。接下来一年，卫生局继续紧密执行此项目，它向28个善堂和医院发放了天花疫苗，包括爱育善堂和方便医院，实际涵盖了整个广州市。广州市民国政府和善堂的首次接触，清楚展现了西式的、“科学的”慈善事务，这些正是新卫生局所渴望推广的，而卫生局也需要依靠善堂来实现这一推广。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医疗机构很快成为地方甚至国家慈善项目的绝对的着眼点。

    民族主义的方便医院作为领导机构在提供现代的、“科学的”医疗救助方面有巨大潜力。1922年，广州市长注意到这一点后，立刻命令市政府向其补贴额外的资金。整个民国时期，对中国都市善堂的慈善内容和慈善方法“不科学”的批评之声，一直不绝于耳。例如，一份对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四川省成都市的善堂的调查研究总结道，多数善堂缺乏“科学的”管理和理念，比如缺乏对医生水平的统计和评估，没有能力减少穷人对善堂的依赖。评论家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政府加强监管。

    市政府重建广州慈善事业

    作为民族革命的爆发地，广州市远比成都市“进步”。1925年，国民政府取得广州市控制权后，立刻采取行动，把当时的善堂置于政府监管之下。同年10月，政府采取措施，把当时全市23个善堂的所有会计账簿收集到政府办公室以备仔细检查，以评估善堂的财政状况和管理状况。到当年年底公布了初步评估报告，称仅有3个善堂符合要求：爱育善堂、方便医院、惠行善院（提供中医外科救治）。

    1925年对善堂的调查，给了广州市政府清晰的思路，即市政府应领导重建本市的慈善事业。

    第一，1926年11月成立了一个监督机构“广州善堂总会”，以监管广州市所有的善堂。新总会的公告称“须知慈善事业，为政治之一端”。它的职责是“促进全市之慈善事业、会员纯属人民，善产统归保管，私人之侵触，固所不容”。此后，民国最主要的城市和省份均设立了监管机构。上海于1927年成立善堂总会，四川省于1930年成立善堂总会。

    第二，强化他们最喜欢的慈善机构——方便医院。市政府召集商人团体为方便医院筹款，并决定把败落的善堂的财产转交给方便医院，但同时要求它支持政府推广西医的任务。

    第三，广州市政府行使其政治权力，关闭其认为处于衰败之中的善堂。

    第四，为进一步清理衰败的善堂，增加新式慈善机构，政府颁布私立慈善团体管理法令，要求所有的善堂在1930年4月申请注册。从中可以看出，政府明显在延伸善堂的定义，以囊括传教士慈善机构，比如广州博济医院、柔济医院。当年这些慈善机构为清王朝所熟知，但从未获得过官方支持。通过把这些传教士医疗机构加入首批合法的善堂名单，广州市政府再一次展示了把推广西医作为城市公共卫生项目的先锋的决心。

    随着主要善堂和医院的注册，广州市政府越来越具干涉主义倾向。例如，颁布了几条医疗慈善机构必须遵守的原则:慈善机构只能聘用合法注册的“以精于世界新近医术者为原则”，并且“如因特别情形，得暂延聘中医”；必须努力向穷人提供免费接生服务，并登记所有的初生儿。

    方便医院与爱育善堂的不同命运

    尽管市政府的干涉命令越来越多，方便医院仍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迅速成长，成为了广州市最大的慈善机构。或许正是政府的介入促成了这一成绩。方便医院不得不遵守政府要求，引进受西式教育的医生，并提供免费的西式接生。尽管方便医院仍然布施殓葬、向穷人施粥等，但它日益专注于医疗救助。

    为不辜负“医院”的称号，方便医院在20世纪20、30年代所作的报告称得上是“科学”报告的模范。报告中有常规的介绍医院历史的前言，有各种条例，还呈现出各种各样的统计数据，包括住院病人男女比例，住院病人治愈比例等……有意识地凸显了一个组织有序、综合全面的西式医院的形象。

    方便医院“科学地”包装自己的管理和慈善活动，迎合国民政府的慈善观念，与海外尤其是香港和澳门的善堂和慈善家建立直接联系，使自己成为民国广州一道耀眼的、独一无二的风景。

    比较方便医院与爱育善堂在民国时期的命运，我们发现方便医院建立之初制定的完全依赖私人捐助和不置办田产的决定，确是明智之举。

    爱育善堂的领导者并未怎么偏离清政府赋予它的原本使命，它仍旧资助广州市其他善堂，经营自己的资产，特别是管理义冢。可能这个使命在新时代明显缺乏了改良的动力，限制了它的发展规模。

    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即意识到爱育善堂所受捐赠最多，善堂所有的土地及房产曾属于县政府，由此把善堂当作其私人银行，这恐怕是善堂最不幸的事情了。上海《申报》对爱育善堂的形象的描述也发生了变化：晚清时期，《申报》常不惜笔墨版面称赞爱育善堂如“小议会”，言其前途无量、利国利民。至此时，则逐渐消失在公众新闻中。

    广州市政府清理了其认为是帝制残余的多数善堂，通过削弱财政基础的方式压制曾经最具象征性的善堂，强调慈善医院的“科学性”，终于在抗日战争爆发前不久，改变了广州市的慈善面貌。

    （据《变中谋稳：明清至近代的启蒙教育与施善济贫》）

    ■ 梁其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