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胶似“漆”、“漆”黑一片……你可曾想到，有着悠久历史的漆艺，如今也只能在这些词语中寻找曾经辉煌的痕迹。

    我国有世界上最古老的漆器——8000年的弓、7000年的碗，中国的祖先用天然大漆的历史超过1万年绝不是虚言。但是现在漆器在我们身边留下来的痕迹仅在成语中可见。

    即使是在我国古代最著名的漆器制作中心之一、享有“中国漆艺之都”的美誉的成都，其漆艺也经历了几起几落，几度徘徊在生死边缘。

    受政策影响，成都“文革”期间，成都漆艺几乎被摧毁。后来又因为技艺人员另谋他业或退休，后继乏人，面对“雕镂釦器，百伎千工”的要求，被誉为“海内一绝”的千年成都漆艺可谓命悬一线，如果不进行抢救、保护，即将“人去艺绝”。另外，相关工艺资料也急需编撰、整理。

    与此同时，在日本，“japan”则成了漆艺的代名词。“漆艺始终是在日本人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完全进入了实用性的领域，不是束之高阁摆给别人看的。”设计师陈旻说，他第一次接触漆器是在日本的饭馆里，没想到中国的漆艺竟然在日本被传承并发扬光大，而且日本的漆器传承人被称作“人间国宝”。

    据成都漆艺国家级非物质遗产传承人尹利萍介绍，在我国历史上，瓷器出现以后，瓷的生产工艺和成本远远低于漆器，所以漆器慢慢退出大众的生活，但是绝对没有从生活中消失过，只是变成了比较高端的少数人能享用的。

    “以前漆艺好像是‘养在深闺人未识’，很多人说成都漆器是‘大隐于市’，但是我觉得还是需要走出来，让更多人去了解它，让社会接受它，让它回归到我们生活当中，这和近现代人们生活方式有些改变有关。”尹利萍说。

    为了让漆艺重归生活，7月3日至7月8日，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水井坊非遗新生专项基金（以下简称‘非遗基金’）启动了首个落地项目——“手艺创承 非遗复兴”大漆驻地计划，并邀请意大利知名工业设计大师Odo Fioravanti、设计师陈旻，以及众多艺术家、文化名人，开启了为期一周的深度探访、座谈等活动。

    漆器手工艺的价值

    2006年5月20日，成都漆艺迎来转机，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7年6月5日，成都漆器厂宋西平、尹利萍被确定成为中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漆最开始的时候绝对不是观赏性的，它是实用性的，是为了让它的器物用起来更结实，是一种涂料保护。”尹利萍介绍道，在将近8000年的历史传承当中，漆艺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虽然漆只是一个涂料，但是其中包含了很多其他材料，承载了人类对自然条件材料的驾驭，是对材料学的一种研究。

    第二，漆器工艺是中国最早的制造学。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漆器工艺的管理已非常先进，它由朝廷派下来的官吏进行生产管理，而销售则由朝廷官吏直接上贡到朝廷，由朝廷来分配，或为朝廷自己使用，或作为地方官员的奖赏，或为高阶层群体日常生活使用。

    第三，漆艺后来被慢慢美化，承载起文化价值，比如人们对美的需求、对美的自然现象的概括。从战国、汉代至明清代，漆器首先承载实用性，其次在造型上承载文化符号。中国很早起就有抽象的概念，在实用器物上则体现为对大自然现象的概括，对人、兽、鸟等概念的概括，其承载的历史文化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现有的成都漆器工艺厂规模虽远不如从前，但已走出低谷。”尹利萍向记者介绍，厂里的匠人，新生代的80后、90后占了大多数，而且基本都美术科班出身，有自己的想法，有新鲜的灵感，对工作抱有热情，让成都漆器厂重新焕发出了活力。

    漆器回归大众的挑战

    “汉代的时候有一句话叫‘无器不修’，‘修’是一个动词，即‘装饰’的意思。我们的家具、酒具、车马碾，包括宗教祭祀用的，甚至要入地的棺材都要用漆器，说明它的市场面是非常宽的。”尹利萍说。

    新中国成立以后，全国大大小小的漆器厂将近200家，成都漆器厂是当时轻工部的重点企业，主要为国家赚取外汇。当时，由于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的缺乏，传统手工艺成为发展重点，也是从那时起，工艺品开始驶离老百姓的生活视线。由于漆器的使用场合相对高端，其使用在中国传统中讲究仪式化、程式化，因此基本退出了大众生活。此外，由于面向国外市场，其设计主要针对国外特定地区的生活习惯、暗号、禁忌等，忽略了国内的使用要素。因此，当眼下研究中国人应如何享用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候才发现，漆器离我们的生活较远。

    在日本，有庞大的漆器市场，但所用漆只有5%出于日本当地，95%依靠中国。而漆的原材料主要集中在四川西北、西南和贵州云南交界的地方，汉代的时候就可以人工栽培。

    但是，“当前原料短缺，和我们无序、无节制的开发是有关联的。”尹利萍说，一棵树要长8年左右才能采漆，每年立夏到中秋节前后，大概有5个月是割漆的时间。一棵树在不好的情况下只能产半斤，而且大漆从树干上流下来以后，边流边干燥，带有很多渣和粉，真正把漆理出来成为能用的大漆是很少的。尹利萍说，过去讲“百里千刀一斤漆”，但现在的情况是，漆农按年包山，在期限内定会砍尽杀绝，让漆多流出来，而不管明年后年的情况，所以，保护不当造成了原料和漆树的浪费。“漆树现在还没有人工栽培的大型区域，如果能像汉代有专业的大漆园产区保护起来，这个原料是不成问题的。”她表示。

    对于如何让漆器回归生活，尹利萍表达了自己的担心，她说：“这给我们很大的挑战，它离我们那么远，很多人不熟悉它，加上工艺比较复杂，相比之下它的成本又比较高。我们要研究出适合我们现代人的经济水平、生活审美、经济能力的东西，成长起来的新生代的审美和我们不一样，怎么满足他们，这对我们设计和对产品的推出提出了新的要求，所以说现在也是需要走到这一步的时候。”

    但是，尹利萍重点强调了一点，现在搞的产品研发、创新，一定是在中国文化元素里体现的，一定是在中国漆文化里边出来的，绝对不可以是简单地对过去的仿制、模仿，不单纯照搬西方的美学和审美，而是经过消化和提炼，表现中国最精髓的技术和文化承载。

    知名设计师眼中的成都漆器

    7月4日，在蜀华街成都漆器工艺厂内，Odo Fioravanti认真听取了成都漆艺工艺大师对成都漆器历史及大漆工艺的介绍，对展厅内摆放的精美漆器赞叹不已。“真是难以置信，太漂亮了，观赏它就像观赏魔术一样！”Odo Fioravanti说。

    作为意大利知名的工业设计大师，Odo Fioravanti曾经4次获得工业设计界的奥斯卡、意大利最高设计奖——金圆规奖，3次获得德国最高设计奖——德国设计大赏，2次获得日本最高设计奖——Good Design大奖。而这位充满奇思妙想的设计师最擅长的事情，是从不同文化背景中汲取灵感，并通过其设计赋予实用功能。

    “我是第一次来成都，看到成都漆器我很震惊，原来它有那么多的层次，融入了那么多的技术，真是难以想象。”Odo Fioravanti干脆“驻扎”进了成都漆器厂，虚心向漆器厂的师傅求教，学习漆器的刷漆、打磨、推光、装饰、雕漆，几乎把成都漆器的关键工艺都体验了一遍。

    “让‘非遗’回归消费者生活！”Odo Fioravanti对于这项技术以后的发展方向有两个建议——首先，应该让当代年轻人意识到这个技术的伟大，让大家了解漆器的价值所在。其次，是在设计方面的发展，即这些漆器的形态设计，通过“装饰与实用结合”让它们重新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来，并且能让年轻人对漆器充满热情。

    设计师的使命就是要让消费者变得“有购买的冲动”，Odo Fioravanti表示。

    而这个理念也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

    “也许很多人知道成都有大熊猫，但很少人知道成都还有漆艺。”非遗基金主任舒杨说，“我们并不是要拿钱去资助他们、帮扶他们，而是与这一群非常值得尊敬的天才在一起，看一下怎么可以将真正中国非常精湛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而发扬光大最好的方式，不是让它活在陈列室，也不是让它活在几千年以后的博物馆，最好的发展方式就是让它走进平常百姓的生活。”

    “经过两天在漆器厂的体验，我决定加入，交流下来基本有五六十个想法。”陈旻说，“虽然现在还不能很确定说如何能够帮助这种工艺，但是不愿意放弃任何一种可能性。比如说从高的画廊、艺廊拍卖的阶层，一直降落到最普通的消费阶层。因为漆器通常会觉得很贵，我觉得完全可以采用在产品的某一部分使用漆器，这样它的成本就大大降低，生产也方便，对使用者来讲确实也是能在最关键的部分、最能体现漆器功能的部分能使用到漆器，就是以非常顺势而为的方式去做。”

    多方联合发力让漆艺新生

    “此次国际大师驻地计划，正是非遗基金成立后首个项目，旨在让国际大师亲身体验成都非遗文化，感受非遗之美，让更多人了解我们中国非遗，让中国非遗走向世界。”在舒杨看来，文化自信不仅仅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要深入人心，她说，“我们说文化自信，其实就体现在对这些非遗及其传递出的精神认同，以及对这些美好东西的弘扬。”

    针对当前成都漆器遇到的问题，舒杨重点介绍了非遗基金接下来的动作，第一部分是在前期，进行文化梳理，形成浅显易懂的简单版本；接下来是比较深入的学术化梳理，会陆续有国际知名设计大师、中国设计大师以及漆艺传承人共同探讨通过“驻地计划”开发更好的产品；第三部分，做公益巡展，把这些成果逐步向消费者进行展现，让他们能够更快更好了解漆艺。

    ■ 本报记者 于俊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