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浩武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但在与《公益时报》记者交流的一个半小时里，对于自己过往那些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他几乎未做任何描述，话题集中于“石门坎”。现在，他的最爱只有两个字：公益。

    陈浩武与石门坎的渊源，缘自7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在深圳与朋友的聚会中，他第一次听说了远在贵州威宁大山深处的石门坎的故事：1904年，英国传教士伯格理来到石门坎，帮助当地苗族群众发明了文字；办起学校，教苗族人读书认字；建足球场、游泳池，举办运动会，让他们融入更健康更文明的生活；开办平民医院，为消灭山区地方病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在伯格理的影响和带动下，当地乌蒙山区总共办了120多所学校，范围远达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区的几十个县，让千千万万的苗族人受到了教育，改变了命运。1915年，石门坎地区爆发瘟疫，伯格理将有限的药品都让给了他人，自己不幸去世。此后至今的百余年间，在石门坎，在更广袤的土地上，柏格理的故事成为点燃更多人生命与热诚的“精神火把”。

    深受触动的陈浩武决定去故事的发生地——遥远的乌蒙山深处走一遭，看一看。

    然而，路途遥远超出陈浩武想象——从北京飞贵州要三个小时，从贵阳出发到石门坎还得坐14个小时的汽车。而此行路途之艰险更令陈浩武心有余悸，他说：“我第一次去石门坎之前曾经联系过当地主管教育的副县长，没想到半个多月后等我到了当地才得知，就在我和他通过电话不久，他的车子翻进了50米的悬崖，他的女儿、司机和他一行三人全部遇难。”

    如同之前的人生道路中，陈浩武曾做的几次令人惊异的选择，这一次，他的选择再次令人惊讶。2011年，陈浩武发起成立“石门坎后援团”；2014年，石门坎基金会正式创办。

    成立至今，石门坎基金会的工作始终围绕着两个维度展开：一个是公益的石门坎，比如资助学校、培训志愿者、山区支教，设立相关的支教园丁奖，给学校建立互联网、募集棉衣、购买体育器材，引进现代网络“慕课”等，目前这些公益项目已经覆盖川滇黔地区。一个是文化的石门坎——每年召开“柏格理精神研讨会”，成立“石门坎文化出版基金”，评选“柏格理园丁奖”等，通过这些活动，让人们从历史的尘埃当中重新去发掘石门坎这颗昔年曾经闪烁着熠熠光芒的明珠，让石门坎这样一个文化地标能够重新回归公众的视野。

    陈浩武说：“我一直在思考，100年前，在一个如此蛮荒落后的苗族地区，柏格理是用什么方式将其予以了巨大的改变？答案有两个：信仰和教育。这也给我们一个启示：信仰和教育是可以改变社会的，这也成为石门坎一个独特的精神坐标。”

    《公益时报》：你是中国第一代证券从业者，如今低调做公益，这种转型和过渡绝非易事，你如何找到自己平静的转换方式？

    陈浩武：我关注石门坎那一年正好是我60岁，我去石门坎的头一天正好是我的生日。60岁其实是人生的一个分水岭，这时候你就不需要再从事具象的商业性质的工作，整天想着投资赚钱什么的。因为从50岁到60岁你已经完成了生命意义的思考，接下来你是要去践行和体现这种价值观的。在50岁到60岁之间，我整整读了十年的书，而且是特别认真和系统地读。我发现，我们中国人真的很缺乏一种精神救赎的力量，这是我经过十年读书之后的一种认知。

    对我来说，以前的头衔都可以看作是一种昔日的繁华。其实人有各种不同的存在维度，人的生命有不同的状态，在每个不同的阶段都会有不同的生存方式。我愈发觉得，人应该去做一些非商业的、对社会有贡献和推动的、纯公益的事情，这是一个方向。确定了方向之后，也明白自己还必须要寻找到一种精神救赎的力量，那当然石门坎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最好的标本，它完全满足了我的需求，符合我的心态。

    《公益时报》：你曾撰文说：“近年来我们一直强调发展经济对于中国现代化的积极意义，却忽略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伦理性。”你认为当下中国社会公益事业的不断发展和崛起，可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和愈合社会发展伦理的某种裂痕与缺失？

    陈浩武：很难，因为经济发展和人文精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维度。必须要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和严峻。我举一个很小的例子，就是食品安全。现在食品安全问题非常严峻，三聚氰胺、地沟油、苏丹红以及农药超标的蔬菜、使用了避孕药的海鲜等堂而皇之地出现在老百姓的日常饮食和餐桌上，这些违法犯罪的人不仅毫无违法意识，更无羞愧自惭之心，这就很可怕。表面上看，是一个食品安全问题，本质上是一个道德沦丧问题，是没有信仰、没有敬畏的精神层面的问题。如果这些是个别小概率事件，我们可以认为它是偶然事件；但如果发展成一个社会普遍现象，那一定是我们的文化方面或者是教育方面出了问题。

    《公益时报》：那当务之急有什么办法呢？

    陈浩武：就是重建，必须重建文化。

    《公益时报》：方法呢？是把老祖宗的传统拿过来重新培育，还是打破重立？

    陈浩武：这两种办法都可以。但我们首先要对现实状况有一个清醒而客观的认识。毋庸置疑的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当然有很多好的东西，我在大学讲课的时候也强调，我们的传统文化是有现代价值的。比如老庄的“无为”思想和强调敬畏自然的理论，完全可以发展成为今天的环保主义，老庄从来都强调“人是自然的朋友，而非自然的主人”，这是多么宝贵的环保主义价值，太有现实意义了。如果我们能够将传统文化中这些极具现代价值的思想体系发掘出来，运用到今天的现实生活当中，那么产生的效果一定是令人欣慰和喜乐的。

    其实，从世界历史沿革来看，市场经济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模式，市场经济的伴生物是道德文明、法制精神和契约精神。市场经济如果没有核心价值理念和精神，也是不可能长久和持续的。亚当斯密写《国富论》之前，先写了《道德情操论》，强调的是人的精神层面；康德也对人应遵循的精神和心灵维度做了基本的界定，强调了人的价值观的重要性。

    《公益时报》：如何在投入公益时更多凸显人文精神？

    陈浩武：我觉得慈善和公益，某种程度上是带有一种宗教情怀的。中国传统文化是讲“仁”，西方基督教文明讲“超越的大爱”，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公益和慈善其实是财富通过民间行为的第三次分配。这种对人的追求、对悲悯的追求，对大爱的追求都体现一种宗教情怀。比如你去美国，你一定会看到，所有公共场所最好的车位，一定是留给残障人士，如果非残障人占用，马上会被警察扣分。因为残障人士是弱势群体，需要得到社会的关注和呵护，这就是一种价值观，也是典型的人文关怀。

    现在中国很多企业家都逐渐地开始关注社会公益，并且主动地介入公益慈善事业，我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现象，也是未来的一种趋势。像阿拉善SEE，从去年开始在企业家群体间推广“绿色房地产”，他们的房产联盟建立了一个“绿色规矩”，就是从采购端就开始进行严格审查，只允许绿色环保的建筑材料进入房地产领域，这就太有意义了。此举实质上是用采购环节倒逼那些生产企业，让他们生产的产品必须绿色环保达标，更加节能。类似这种活动，联合国环保组织就会很重视，产生的影响也一定是正向和可持续的。

    《公益时报》：你对中国未来公益发展抱持何种态度？

    陈浩武：我持乐观态度。从我开始投入中国社会公益事业至今也有7年时间。我对中国公益7年来的发展变化十分欣慰，我觉得这7年来这个群体在迅速的成长，我认为这可能是中国最有希望的一个领域，而且我们的民间社会组织和NGO的这种成长对于中国来说也是最有意义的一种成长。反观之，一个国家民间社会组织和NGO组织发展的自由度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而且社会公共精神也是人类文明很重要的一个尺度，对弱者的悲悯和对公共福利的关怀亦包括其中。

    令人欣慰的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关心公益，要么他是公益的支持者，要么他是其中的组织者和参与者。这个开放度是越来越大，参与范围也是越来越广泛，不断地向普罗大众渗透和推广，这令人非常欣喜和欣慰。社会公益事业在成长壮大，它有两个方面的标志：一是国人财富的不断增长，越来越多的人有余力投入公益；另外就是国人悲悯之心的增长，人们向善之心渐趋。这种悲悯就是一种大爱，很生动地契合了孟子所说“恻隐之心，人之端也”。我希望民政部门在未来能够更多地放开和支持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让更多心怀大爱和悲悯之心的人迈入这个领域。

    任何一种正向力量的成长，在我看来都是值得欣喜的，哪怕是成长一分都是了不起的。何况在我观察到的这7年来，中国社会公益组织的成长绝非一分，而是呈几何级数的增长。尽管目前我们的公益组织发展还受到一些政策方面的制衡，还有一些不是很通畅的地方，但即使是这样，它也在非常迅速的成长和崛起。特别让我高兴的是，我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他们陆续加入公益组织，成为职业的、专业的公益人。这批年轻人不仅受过高等教育，而且特色鲜明，都是非常棒、非常出色的。他们已经逐渐成长为中国公益组织的中流砥柱，所以我对未来充满希望和期待。要知道，社会的发展永远会是向着一个阳光的方向，我们的公益组织也是如此。

    ■ 本报记者 文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