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青浦区的上海市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这天迎来了一位熟悉的访客——志愿者晓荷和她的搭档。和往常一样，经过安检之后，晓荷来到了今天的活动地点。一间宽敞的教室，12名强制戒毒人员正在那里等着她们。

    “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小组活动，这里有一个视频，大家看完之后应该会对我们有个初步的了解。”按照惯例，活动开始之前要做自我介绍，晓荷带来的是一段视频，只有几分钟。

    看到视频的画面，学员们忽然发出一阵窸窸窣窣的议论声，还有人不停地打量起站在眼前的晓荷。

    迎着诧异的眼光，晓荷坦然地点点头，报以微笑。

    一旁的视频画面中，正是晓荷的身影。原来她也曾是一名有着10年吸毒史的强制戒毒人员，如今已经远离毒品。

    “我能做到，相信你们一定也能。”视频结束，晓荷揭晓了自己的身份。“你能很明显地感觉到，她们看过来的眼光都已经变了。”作为一名曾经的吸毒者，晓荷能够理解那种带着希望的眼光：“原来真的有人能摆脱毒品，而且这个人现在就站在我眼前。”

    从吸毒者到禁毒社工

    1993年，年轻的晓荷第一次染上了毒瘾。为了戒毒，晓荷曾到外地生活了2年，那段时间她一度摆脱了毒品。但回到上海后，生活需要重建的她，终究没能抵挡住昔日“好友”的“交情”，再次深陷其中。

    2005年，晓荷又因为吸毒被判处一年半劳教戒毒。当时的她对于成功戒毒已经不抱任何期望。这时，一名入所帮教社工出现在了她的面前。会见时，晓荷眼神呆滞、麻木。见状，这名社工忍不住伸出手，想要握住晓荷的手。这个动作被一旁的民警制止了：“不要有身体接触。”临走时，社工突然绕过桌子，轻轻拥抱了一下晓荷。这个动作让晓荷心中一颤：“我都已经放弃，竟然还有人想着拉我一把。”

    这一个拥抱，让晓荷对社工敞开了心扉，在此之前，她一直想躲着公安民警一样躲着社工。“社工和我约好上午到家里聊聊，我就故意选择上午出门。”因为这个拥抱，出所后暂时没有工作的晓荷才会应上海市禁毒志愿者协会志愿者叶雄邀请，“帮忙打打下手，算是半个志愿者。”

    2009年，上海自强服务总社开始试行“同伴教育”这一项志愿服务。同伴教育起源于澳大利亚，指的是人们通常愿意听取年龄相仿、知识背景、兴趣爱好相近的同伴、朋友的意见和建议。如今的晓荷是一名禁毒社工，也是一名同伴教育志愿者：“吸毒人员对一般的社工往往存在抵触情绪，但如果对方也有类似的经历，那么共同的经历就能很快拉近彼此的距离。”

    为了让志愿者和帮教对象能在短暂的活动时间之外保持联系，自强服务总社开设了“同伴信箱”。大量的来信，让叶雄有些忙不过来。一天，叶雄拿着一封信来到晓荷面前，“晓荷，你试着给她回信吧。”

    这封10年前的来信，被晓荷小心翼翼地收藏在办公桌的抽屉里。“那时候她还是个小姑娘，你看，这字写得多好看。”晓荷指着信的落款，“很想回家的小马”，她说，当时读到这里的时候，心里仿佛被紧紧揪住一般，心痛。第一封回信，晓荷斟酌了很久，结果因为回信慢了，小马在第二封来信中流露出了些许不高兴，“所以说她还是小姑娘嘛，情绪都藏不住。”

    后来的故事平平无奇，小马出所后依旧和晓荷保持着书信往来，还经常参加一些活动。直到结婚之后，才慢慢淡出：“她大概是希望忘掉过去那些事，投入到新生活中。”晓荷说，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成为志愿者，但能回归正常生活、远离毒品，足矣。

    当众讲述自己的不堪经历

    刚刚加入不久的志愿者小赵，原本是个事业有成的年轻人。然而，因为多金，也因为巨大的工作压力，寻常的消遣已经难以令他满足。2014年初，一次朋友聚会上，小赵“顺理成章”地接受了好友递过来的毒品。“是冰毒。”小赵很清楚那是什么，但是为了追求刺激，他还是吸了第一口。

    “很快我就知道坏事儿了，我摆脱不了它。”小赵挣扎了近半年时间，终于在已怀孕的女友的劝说下，到公安机关自首，开始接受社区康复戒毒。事实上，很多吸毒者都清楚毒品的危害，不少人在意识清楚的情况下，会选择主动投案，接受强制戒毒。

    然而戒毒者少有一次成功，小赵也不例外。很快，他忍受不了强烈的戒断反应，又偷偷联系上那些“毒友”，开始复吸。恰在此时，医院诊断女友身体不适，腹中胎儿难以保住，眼见男友又一次吸上了毒品，心灰意冷之下，女友最终离小赵而去。

    坐在空荡荡的家中，小赵茫然地环顾四周，这时他才恍然醒悟，因为毒品，自己几乎失去了一切。“如果她没有离开，也许我不会那么坚定地斩断和那些‘朋友’的联系。”小赵说，他第一次跟随社工进强戒所开展同伴教育活动，通过安检那道铁门时，他有一瞬间的失神，“我在想，如果我没能成功戒毒，现在大概也在里面了。”

    如今，小赵已经能够面对记者，坦然地说出自己的这段过往。“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很多人戒毒成功之后，会刻意回避自己的这段‘黑历史’。”小赵说，起初他对此也很抵触，但参与的活动多了，也有了一丝明悟，“掖着藏着总有躲不过去的一天。”

    在中华艺术宫，小赵第一次上台，面对台下的几百名听众讲述自己吸毒、戒毒的故事。“紧张，全程脚都在发抖。”讲的次数多了，小赵发现，身边人的态度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一次，小赵去隔壁社区参加活动时，正好遇上母亲在那里办事。小赵有些忐忑，在场不少人都认识他们母子，一向要强的母亲会不会感到难堪？

    令小赵没想到的是，母亲非但没有离开，还找了个位子坐了下来。活动结束后，母子二人一起回家，路上小赵问起母亲的感受，得到的回答是“发言稿写得不错，下次争取脱稿。”

    “正视过去，才能真正走出来。”晓荷说，从前她的父母在她面前绝口不提“毒品”二字，现在看到电视上播放的新闻，老两口已经能和她自如地讨论起毒品的危害。

    社会平等的眼光再多些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拿出这样的态度。晓荷说，同伴教育不仅在帮助吸毒人员戒毒，更希望能帮助他们回归社会。但是，毒品的危害太大，连带不少人对康复人员依旧带有强烈的偏见。

    “有时自己遇上了，也会感到难过。”晓荷说，2010年左右，她曾经在一家酒店找了一份工作，负责财务方面。过了一段时间，酒店按照有关部门要求对所有员工进行了一次政审，她因为这件事最终失去了工作。“那是我出所之后找到的第一份工作，丢了之后很伤心。”晓荷说，幸好她之前结识了很多志愿者、社工，被吸纳进了这个群体中，否则这盆凉水浇下，很有可能让她彻底失去信心。

    据晓荷了解，在同伴教育帮教的戒毒康复人员中，复吸也时有发生。就在前些日子，一位已经康复近10年的帮教对象，因为工作生活上连续遭遇不顺，又复吸了。

    “所以我们搞活动，也要看场合说话。”小赵说，如果是吸毒者和其家属，他们就讲自己是怎么戒毒的；如果是进学校，他们就会用自己的经历讲述毒品的危害；而如果是社区或者企业，“我们还是拿自己举例，说服大家不要歧视那些康复人员。”

    除了来自社会的歧视，晓荷坦言，帮教对象受个人素质和文化水平影响，有时会做出一些在常人看来“很失礼”的举动。有一次活动茶歇，一名康复人员拿着袋子装了许多糕点，来到晓荷面前：“这些糕点很好吃，你也多拿点。”没想到，晓荷沉着脸，劈手夺过袋子，把里面的糕点全都倒在了桌子上：“别人都是吃多少拿多少，你看看你这样子，多难看？”

    “我性子直，虽然知道她也是好意，但还是有点生气。”晓荷说，戒毒需要借助外力，更需要自身的努力，“如果你自己都不努力向上，又有谁帮得了你？”

    （据上观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