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圣诞节前夕，在将自己苦心经营了15年的企业卖给一家上市公司后，乔迁踏上了飞往太平洋彼岸的航班与家人团聚。然而，东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差异却成为他和长子之间交流的最大障碍。

    在他所著的《我的偶像是妈妈》一书中，乔迁介绍了文化差异给自己在教育孩子方面带来的困惑。乔迁的长子从小学便开始接受西方教育，对公益慈善理念非常认同，在考上国外著名高校之后，甚至想先休学一年回国内做公益。虽然乔迁最终说服了儿子暂时放下这个念头，待学业完成后再投身公益，但从那时起，乔迁也意识到：公益不仅能填平他们父子之间交流的鸿沟，还能让人生更有价值。

    “50岁开始做投资，75岁开始做慈善”成为乔迁彼时新的人生规划。不过，因为要给母亲准备80岁生日礼物，他的规划被打乱了。当时，他想送给母亲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由母亲口述，专业人士执笔，为她出一本传记。乔迁把这一想法与圈中好友进行了分享，得到一致认可。由此他也了解到，为父母出书、记录父母的美德、梳理家风家训，也是企业家群体共同的需要。

    “说是情怀也好，一时冲动也好。”乔迁在接受《公益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希望通过公益的形式将这件有价值的事情持续做下去，他说，“如果我们能够为100位企业家的父母立传，梳理出100位企业家的家风，肯定能够从中提炼出民风、社风和国风，甚至总结出整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

    2015年4月，乔迁个人出资5000万元申请创办健坤慈善基金会，并于2016年3月底得到民政部批复。由此，健坤慈善基金会成为国内第一家专注家族文化传承、致力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基金会。作为理事长，乔迁希望将基金会打造成一个公众平台，鼓励公众注重代际沟通，传承家族文化，弘扬家风家训。

    这件事我做对了

    《公益时报》：从最初埋下公益慈善的种子，到后来发起成立健坤慈善基金会，这跟你的家人有很大关系。两年之后再来看这件事，你如何评价自己当时的决定？

    乔迁：成立基金会和我的儿子以及母亲有很大关系，因为我发现公益是我们之间沟通的一个很好的纽带。儿子关于公益的看法给我在心里埋下了公益的种子，而要为母亲写书则直接促使我打乱人生规划，提前投身公益。一开始，为母亲出书只是我自己的想法，我想送给她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但当我跟身边的企业家朋友谈起这件事的时候，发现他们大多都有类似的需求，大家也非常认同这件事的价值。

    我意识到，既然是企业家群体共同的需求，就不如通过公益的形式、通过基金会的专业运作来持续推动下去。我希望利用五年时间，为100位企业家的父母出书，梳理出100位企业家的家风。当然，我们不仅是为了梳理，更是为了传承。这也是基金会成立之后的第一个项目。

    《公益时报》：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决定出资5000万元成立基金会其实是源于你最初的一个想法？

    乔迁：当年成立基金会确实是出于一种情怀，但两年下来我对这件事还是非常肯定的，我觉得自己做对了。我们常听到“富不过三代”的说法，我觉得如果家族文化、价值观念不能传下去的话，那么财富传承也无从谈起。这一点可能是很多企业家朋友意识不到的。

    此外，2016年国家出台了《慈善法》，而在相同的时间节点，我国的人均GDP增幅显著，可以说整个社会迎来了一个“善经济”的拐点。而且我们处在一个科技推进时代进步的时代，处在一个人工智能的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更有必要强化公益慈善的理念。健坤慈善基金会的出现也恰好顺应了时代的发展。

    《公益时报》：目前国际国内有很多基金会都是以发起人个人名义命名的，既然是你个人出资成立的基金会，为什么取名为“健坤”而不是“乔氏”？

    乔迁：“健坤”二字取自《易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句话既有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又有天地、阴阳、父母之寓意。我们希望把基金会打造成一个专注于家族文化传承、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公众平台，同时建立一个企业家群体交流的平台，而不是个人或者家族的私器。我们也希望把基金会打造成一个为企业家梳理家风、与子女沟通的平台。目前我们的经验和规模都十分有限，所以希望藉此感召大家一起来做这件事。

    公众应重视代际沟通问题

    《公益时报》：《我的爸爸妈妈》系列丛书是基金会的第一个项目，你如何评价这个项目？

    乔迁：我们计划用五年时间完成100本书的出版，走近100位企业家，采访他们的父母，梳理他们的家风。出书听上去很容易，但是其承载了很多东西。基金会通过这个项目主要想实现两个目标：一是关注企业家父母这个群体，通过项目体现传统的忠孝文化；二是关注企业家子女，通过项目弘扬向善、公益以及利他的理念。

    《公益时报》：这套丛书其实是基金会理念的具体展现形式。

    乔迁：对，丛书是具体的展现形式。跳出个人及家庭层面，其还有着更深层次的社会意义。在很多人看来，企业家的父母也是普通百姓，他们没有什么传奇的故事，可能连他们本人都会觉得自己的故事不足以教育社会。但事实上，中华民族美德之所以能够传承几千年，依靠的正是普通百姓，是普通人在传承。

    可能某一个老人的故事不足以教育社会，但如果扩大到更多老人，这件事就具有教育社会的价值。我们可以从中提炼出他们共同的美德，这些共同的东西可能就是传统文化乃至民族发展的核心价值。这些鲜活的故事更有意义。

    《公益时报》：和孩子一起做公益是基金会的一个口号，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一点？

    乔迁：我身边有很多企业家朋友将子女送到了国外读书，其中很多孩子在中学阶段就被送到了国外。而这个阶段正是孩子情感和价值观形成的时期，也是企业家在事业上打拼的时期，这就造成了父母和孩子之间的沟通时间减少，父母在子女教育方面是缺位的。因此，我们希望通过公益这个大家都认可的纽带，为父母和子女创造沟通的机会和平台。

    《公益时报》：在这方面基金会做了哪些尝试？

    乔迁：我们和北京市永源公益基金会、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新历史合作社等机构联合推出了“百家·春秋口述历史计划”，并于近日举行了展映礼。这个活动要求公众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报名参与，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形式鼓励公众注重代际沟通，传承家族文化，弘扬家风家训。

    现在的孩子虽然没有经历过什么苦难，但他们内心都有向善的基因，这种现象是值得肯定的，但需要我们对他们进行引导。我们还将通过设计家庭公益梦想大赛、亲子研学堂等公益项目，继续鼓励公众以家庭为单位参与公益，这是两代人之间增进交流和互相理解最佳的机遇。

    企业家不能忘记社会责任

    《公益时报》：谈到企业家做公益，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就是如何理解和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

    乔迁：我现在主要做三件事：一是2010年转型创办的投资公司；二是做天使投资，2013年经民政部门登记注册，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天使投资协会（二级分会），后于2015年注册成为独立法人社团；三是基金会。这几件事的性质很不相同，比如说投资公司肯定是以营利为主，追求商业价值，而基金会做的事情与此正好相反。

    不过我觉得，与商业领域追求“绝对值”相比，公益领域追求的是一个“相对值”。公益不一定就是捐钱，也不仅仅是扶贫济困，“授之以渔”更加重要，这也是社会需要和倡导的。而且，每个人都可以做公益，每个人也都有能力做公益。公益不分大小，都值得肯定。

    《公益时报》：你刚刚提到从2010年开始转型做投资，可能你也积攒了一些经验。那么你如何看待基金会的投资理财工作？健坤基金会在这方面做了哪些尝试？

    乔迁：其实第一年我们也是把资金放在了银行，第二年才做了一点新的尝试，做了一些股权投资和债券投资，但说实话这些投资都是有风险的。我们尝试去做一些投资，是因为我们觉得这样做要比单纯把资金放在银行更有价值，我个人也愿意为这些投资风险做担保。

    但因为我们是一家成立不久的机构，所以我们目前还是希望踏踏实实地把项目做好，这也是为今后的发展打好基础。我们还处于创业期，把项目做好是第一位的，投资理财包括公众募款不是在这个阶段要解决的问题。

    《公益时报》：近些年来，企业家投身公益慈善事业、发起成立基金会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你如何评价这一现象？

    乔迁：50来岁的企业家赶上了好时代，我觉得这个群体是改革开放40年来受益最大的群体。当然，他们的成功跟自身的努力以及家庭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但更离不开国家发展的大背景。这个群体获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可，为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所以我觉得他们更应该率先行动，给其他人做一个榜样。企业家应该有更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因为他们有更多的资源和能力。

    另外，企业家做公益还有一个先天优势，就是他们的思维和管理方式对于公益机构来说也是可以借鉴的。公益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就需要通过商业的手段去做，总是依靠输血肯定是不可持续的。我身边有很多科技领域的企业家，他们也在积极尝试将科技手段用于公益、把公益的价值理念植入科技行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 本报记者 皮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