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了也白分。”说起垃圾分类这个话题，家住四川广元的张厚美无奈地说道，“一开始特意在家里先做好分类，用不同的塑料袋装好，再按属性扔进垃圾桶。”但她后来发现，环卫人员还是把所有垃圾都装进同一辆车运走了。

    一位从事环卫工作多年的人士深有感触，他说：“不是不想分类运走，实在是代价太大。不少居民垃圾分类做得不到位，或者不知道怎么分，或者压根儿就不分。如果用三种不同的垃圾清运车运输，成本太高。”

    的确如此，在从事多年社区垃圾分类项目的公益机构上海静安区爱芬环保科技服务咨询中心（以下简称“爱芬环保”）环保项目负责人马晓璐看来，“在任何小区，居民对垃圾分类最初的反应都是觉得‘不可能’，理由都是‘居民素质差’”。

    在这背后则是我们面对的法律缺失尴尬现状——我国至今尚未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对垃圾分类进行约束，即使在有相关规定推出的地区，强制执行的力度也显然严重不足。

    也就是说，在相当长的时间以来，垃圾分类工作的推进只能靠“喊”（宣传、劝导等软性措施）、不能靠“管”，似乎谁都不想来解决这个吃力不讨好的现代城市顽疾。虽然有不少活跃在城市社区间的公益机构都承担了不少垃圾分类的推进工作，但自身也面临缺人缺钱的公益机构又何堪重任？用“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来形容它们简直再形象不过。

    难题何解？公益机构的艰辛努力是否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有益的启示呢？

    一个各个环节均失灵的链条

    事实上，我国开展垃圾分类已有将近20年的时间。2000年，北上广深等8个城市就作为试点城市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工作。但从整体效果来看，垃圾分类工作推进缓慢。

    而生活垃圾的产生量却保持迅速增长，由此带来的环境隐患尤为突出。

    “垃圾分类是对垃圾进行前处置的重要环节，是源头实现垃圾减量化和减小环境污染的关键。”清华大学中国循环经济产业研究中心主任温宗国举例说，废塑料填埋难降解，不仅污染地下水，还会永久性占用大量土地资源；垃圾混在一起焚烧，可能释放有害气体，造成空气污染，给公众带来健康风险。

    而我国居民生活垃圾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厨余垃圾占比较大、含水率高、易腐烂发臭。厨余垃圾热值偏低，在焚烧时需要添加助燃剂，不仅导致焚烧成本增高，而且不利于焚烧过程中污染物的控制。在许多城市，由于源头未分类，大量的厨余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一同被填埋或焚烧，不仅无法获得最佳效果，还容易造成二次污染。温宗国认为，在以焚烧为垃圾处理主要方式的地方，首先需要将厨余垃圾从居民生活垃圾中分离出来。

    据住建部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是1.91亿吨，2016年是2.15亿吨。2.15亿吨垃圾是个什么概念？就是堆在一起可以堆出600多座百层摩天大楼。

    而从《人民日报》的一份读者调查显示来看，我国居民垃圾分类知晓度高达90%，但能够参与并比较准确完成分类的人群只占总数的20%左右，能长时间坚持的人更少。居民垃圾分类参与率、投放准确率都较低，导致收集到的“分类垃圾”还是混合垃圾，制约了分类处理设施的运行效率。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分析，我国推行垃圾分类仍处于起步阶段，主要矛盾在于后端缺乏现代化、多样化的垃圾分类处理设施。即使部分居民做到了源头分类，环卫企业也做不到分类收集和分类运输，最终只能“殊途同归”。近年来，我国一批城市相继建成了多样化、现代化的垃圾分类处理设施，为垃圾分类处理提供了较好的硬件保障。我国垃圾分类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由后端分类处理设施缺乏转化成源头分类投放参与率低和准确性差。

    前端影响后端，后端制约前端，没能形成良性循环。分类处理设施的高成本低效率影响企业分类收集和分类运输的持久性，仍然会不时出现“先分后混”现象，进而影响居民分类投放的积极性。

    进退两难的NGO

    在这些年中，有不少公益机构因垃圾分类试点而设立，他们曾深入一线社区，进行垃圾分类的推广工作，但至今还在坚持的却屈指可数。

    在上海浦东新区潍坊街道，有一家名为“地球家园环保服务中心”在成立时曾是多方关注的焦点，主要从事向居民回收废塑料、废玻璃、废纸、废金属等四大类生活垃圾的废弃物，工作人员统一着装上门向居民发“家园卡”、回收废弃物，并指导居民如何对垃圾进行分类。居民交出的废弃物全部变成家园卡上的积分，居民凭积分可以到专设的超市里换购饮料等日常用品。

    但是在开办仅半年多后，这家服务中心便大门紧锁。从社区垃圾分类一线退出的公益机构，这并非是个案。从事环保公益领域多年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早在10年前，公益机构间陆续兴起了一股推广垃圾分类的热潮，更有大批公益机构涌入社区，开始为居民进行垃圾分类的指导和服务。

    “当时做得比较好的有热爱家园、福田环保，屋里厢也有项目，青草部落、自然之友也会定期开展活动。然而，如今再回过头来看，几年过去，依旧在坚持的机构却已经屈指可数了。”只有热爱家园和福田环保还算比较坚挺，很多组织都不做了，有的即使还在坚持，也退回了前期宣传为主的形式，活动的频率还不到盛行时的三分之一。”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环保组织负责人指出，不愿再从事垃圾分类进社区的一线项目，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得不到关注和重视，得不到肯定和鼓励，也挫伤了员工开展项目的积极性。

    与此同时，在政府购买公益机构服务的公益招投标中，这些做垃圾分类一线项目的组织坦言，自己的项目并不是街道社区最急需的，自然而然不会成为街道优先采购的项目。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缺经费，这是很多公益机构共有的困境，对于做进社区开展垃圾分类一线项目的公益机构来说，在‘缺钱’和‘缺成功案例’之间更是陷入了一个死循环。“如果没有足够的项目经费，就很难取得成功的案例。但没有成功的试点经验，就不会有人愿意投钱给你。”

    为了逃出这样的死循环，不少组织只能无奈地选择自己倒贴经费，历经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培养出了一点典型试点案例，得到的经费支持却依旧只能用“可怜”来形容。难以承担的人力成本，带来的是人员的高流动性，以至于直接影响到项目的可持续性。经过了几年的摸爬滚打，一再地受阻让很多人都退出了一线的垃圾分类落实工作。

    前端：公益机构的启示

    致力于利用互联网技术来解决社区垃圾分类问题的“MEI家园”创始人王雁茂表达认为，首先，垃圾分类是一个体系化的产业链，任何一个链接没有处理好，垃圾分类都会失败；其次，垃圾分类运营成本高，造成了垃圾分类的效果不可持续。

    正如前文所说一样，在垃圾分类这件事上，只有同时保证“前端”（社区居民主动分类）和“后端”（垃圾分类处理设施和方案）的运转正常，加之政策性的约束和引导，才有可能真正解决问题。

    那么，围绕“前端”工作的公益机构是否带给了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呢？居民意识薄弱是否就是一道无解的难题？

    “以我们的经验，在任何小区，哪怕是高档商品房小区，居民对垃圾分类最初的反映都是觉得‘不可能’，理由都是‘居民素质差’。”爱芬环保项目负责人马晓璐说，2017年底，他们在上海宝山路街道的止园小区启动垃圾分类工作时，遇到的回应并不意外，这个小区规模超大，有近1900户，居民结构复杂。

    由于止园小区基础比较薄弱，因此居委会与爱芬环保设立的初步目标是：让居民都有垃圾分类的意识和概念。

    在爱芬环保指导下，居委会与志愿者通过多种方式，向居民进行宣传。在开设垃圾厢房分类点之前，居委会就联系志愿者挨家挨户走访分发湿垃圾桶和爱芬环保制作的垃圾分类贴纸，宣传垃圾分类。“分发的湿垃圾桶既是一种福利，同时也可以鼓励居民在家分好垃圾。”

    经过居委会、志愿者的宣传，很大一部分小区居民对于垃圾分类的知识有了基本了解。但实施起来，还是遇到很多阻碍。

    “还是有不少住户对于垃圾分类缺少了解，当被提醒要分类时，经常会问‘什么是干湿垃圾’，还会错误认为湿的就是湿垃圾。”保洁员朱阿姨说。

    （下转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