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4日早晨，四川省什邡市什邡中学的礼堂里坐满了人。大约九点半，礼堂门口忽然有些小小的骚动。有人从一群刚进门的人中认出了他们要等的人，忘形地喊了一嗓子：“俞敏洪老师！”

    黑色短袖T恤，深蓝色牛仔裤，藏青色运动鞋，平头加圆框眼镜——俞敏洪周身散发着浓浓的校园特质和书卷气息。

    一站到台上，俞敏洪就表达了自己参与公益不喜张扬的原则。“其实之前说主题活动要带上我的个人符号，叫‘俞爱同行’，我坚决不同意。后来标题倒是去掉了我的名字，可你们看下面一行字‘俞敏洪助力一校一梦想什邡公益行’又把我的名字加上去了。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台下观众哈哈笑，台上俞敏洪嘿嘿笑。

    俞敏洪表示，此次什邡公益行，他将近期出版的新书《行走的人生》所得版税55.9万元人民币及后续所有版税捐赠给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用于支持中国乡村教育。

    此前俞敏洪旗下的新东方公益基金会曾两次向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捐赠合计120万元人民币，投入“一校一梦想”公益项目。更早些时候，俞敏洪以个人名义捐出3700元，帮助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完成为某校捐资修建操场的项目——俞敏洪看到了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周健在微信群中发出的信息,他的这笔个人捐款填补了完成该项目所缺的最后一笔善款。

    “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我深知农村孩子成长的不易。”不过他对成功却有自己的定义，他希望孩子们懂得，“那种浅薄的、庸俗的、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是没有任何价值的”。俞敏洪相信，只有企业家才能真正构成中国社会发展的有生力量，并且把中国社会带向繁荣。新东方无疑是这种力量在教育领域生长的典型写照，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公益。他说，中国公益更多的应该由民间力量来做，“你放手了，民间力量自然也就体现出来了”。

    农村教育是防止社会分化的关键

    《公益时报》：如果有公益机构向你“化缘”，你在项目甄选时会侧重哪些方面？

    俞敏洪：首先我自己是有偏向的，尤其是偏向一些偏远地区农村教育领域，因为我认为中国未来发展的过程中教育问题是个大问题。人口受教育程度的不同，会带来社会的撕裂，由此导致社会整体发展不均衡，甚至会带来社会的动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长远考虑的话，最容易被抛弃、最容易形成某种社会撕裂力量的，一定是边远农村地区的孩子，因为他们没有受到相应的教育，到最后他们的机会就越来越少。所以，给予他们平等受教育的机会，就变得越来越重要。

    目前我参与的所有公益项目，都是和农村孩子有关的，包括我在北大的捐款，都是支持北大里面来自农村地区的孩子。像新东方做的“自强自新”奖学金项目，大部分支持的都是农村的孩子；新东方与好未来教育集团共同成立的“情系远山公益基金会”都是针对农村孩子的各种公益活动；同样，“一校一梦想”也是针对农村孩子来做的。

    我们曾经跑到农村给当地建学校，但后来发现这并非资金最有效化的使用，所以我逐渐将关注焦点转向了教育资源的支持方面。帮助当地盖学校，建立基本的教育硬件和基础设施，是国家和政府的义务与责任；而其中教育资源的丰富和整合，我觉得民间力量可能会更加积极、作用也更明显一些。

    商业和公益应共同面对变革

    《公益时报》：你认为管理一家企业和管理一个公益机构异同点有哪些？

    俞敏洪：我觉得不管是一家企业还是一家公益组织，其在管理方面的核心要素是不会变的——比如说组织结构的效率，在组织结构中人的配置问题、监管问题、对外协作问题、品牌建设问题等都是一脉相承的，剩下的最重要的还是要看这个组织的负责人及其团队对自身所从事的事业的使命感、愿景以及责任心到底有多大，相应也决定了其做事的效果。这里面也涉及在做事时的整体判断力、眼光和布局未来的能力，并且它们都必须迎接不断的变革，必须以最大化和最有效的角度去想问题。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想的是：未来我们还能创新出比现在做的更好更有效的形式吗？当我们面对这么多的农村小学，面对农村发展和内在结构、概念的不断演变，如何与其相生相融？比如说，越来越多的农村家长会萌生将孩子送进城市的念头，因为他们想让自己的孩子在更好的学习环境里接受更完善的教育。而且随着农村人口的逐渐迁移，这种变化趋势是不可逆的。在这种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如何帮助到还留在农村生活的孩子们，有没有比现在“一校一梦想”更好的方法？这属于一个前瞻性的问题。

    “成功”的定义不应拘于世俗

    《公益时报》：你经常会去各个大学演讲，你觉得你所分享的人生经验和体会在当下这个移动互联时代，对90后、00后还有没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俞敏洪：我觉得这个问题要一分为二地看。有些经验可能已经过时了，有些经验是永远不过时的。比如奋斗精神、自我成长、自我鼓励，这些精神特质无论在什么时代都是一个人成长过程中的必然要素，是永远不会过时的，但有时可以采用不同的方式和手段。现在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利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多种现代科技和技术，寻找最好的学习系统和学习方法，促使你的学习效率得到迅速地提高，这件事情肯定是当时我们那个年代做不了的。

    新时代更加讲究合作与共赢，那么如何在孩子们成长过程中培养他们的合作共赢意识，在我们目前这样一个以独生子女为主的国家，孩子们都以自我为中心的国度里，让孩子们逐渐将这种意识根植于心并非易事。那么在我们的教育制度中，是强调对抗性竞争还是合作性竞争，这又是一个不同的方向，所以这中间很多问题势必是随着时代的改变而不停地发生变化的。

    《公益时报》：你曾经说，今天的年轻人拥有的资源和信息比你们那个时候要丰富一百倍，没有理由不成功。你衡量成功的标准是什么？

    俞敏洪：抛开社会世俗的说法，我觉得真正的成功是心性上的成功，就是从心灵、心理层面，一个人能够始终有所成长，活在一种自我完善的状态。一个人觉得自己的人生充满了意义、充满了幸福和愉悦，觉得自己为之努力奋斗所取得的成就值得自己自豪和欣赏，我觉得就是一种成功的概念。对于现在的孩子们来说，我觉得那种浅薄的、庸俗的、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是没有任何价值的，比如告诉孩子们如何快速成功、如何快速赚钱等，毫无意义。

    我认为我的“成功学”是一个基础很好的成功学，原因是我认为我教给孩子们的是为人处世的基本方式方法和原则。当然，即使在理念和方法正确的前提下，我们依然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才有可能取得成功。但如果方法和理念本身就有问题的话，那再努力也没用。

    如何看待未来中国公益之路

    《公益时报》：近年来，中国企业家群体参与社会公益的热情高涨，纷纷以各种形式投入公益慈善事业。对此你的思考是？

    俞敏洪：我觉得企业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企业做好，并且还兼具两三个附加条件。第一，它对社会的进步有意义；第二，不会对社会带来伤害，比如说一边做企业，一边造成污染，这就有问题；第三就是为国家提供财政收入，这意味着许多有需要的人可以因为一个企业的贡献得到满足和分配，比如说国家的转移支付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从这几个层面上来说，一个企业家如果可以把这三条完成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完成了其应尽的所有的社会使命。其他诸如参与慈善捐款，或者像我所参与的“一校一梦想”，都是附加的——你愿意做就做，不愿意做也不会产生道德和良心上的谴责。

    其实所有的企业家如果都能把自身主体做好了，那么中国社会也就什么都不缺了。企业家参与主体工作之外一些额外的公益慈善活动，当然很好，但我觉得如果把做公益慈善界定为一个企业家唯一的社会责任，那么企业家本身作为“企业家”这个社会角色究竟应该负担什么社会责任，就变成了一个需要考虑和深思的问题。

    企业家不能仅以解决单个问题为自己的核心要务，而是必须要在没有不良后遗症或者连带伤害的情况下解决问题，这才是企业家最基本的社会责任。

    《公益时报》：如何看待未来中国公益之路？是否有更高的期待值？

    俞敏洪：我觉得中国公益更多地应该由民间力量来做，同时政府提供大力支持。其实不需要有期待，政府放手了，民间力量自然也就体现出来了。目前我们与国外的差距就在于，中国的企业家群体现在还不算是一个真正成熟的群体，他们对社会的捐助和大规模的慈善扶持还有待时日，这一点，我们的政府应该有耐心。我觉得政府应该在充分合法的前提下，毫不犹豫地支持中国企业家群体的崛起，因为只有企业家才能真正构成中国社会发展的有生力量，并且把中国社会带向繁荣。

    ■ 本报记者 文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