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统治的最后三十年，广州涌现了众多大大小小的慈善机构，有一些一直经营至民国。其中许多，尤其是规模较大的慈善机构，与商人及商会有着紧密关联，这些商人和商会对广东省的经济和政治的影响与日俱增。“九大善堂”是现代广州的一个常见的称谓，并非一定指代九个机构，而是指代这些机构的重要性及其身后的社会力量。

    我们将讨论这一时期设立的众多慈善机构中的两个主要机构：建于1871年的爱育善堂、建于1899年的方便医院。这两个机构反映了这一时期广州善堂的关键发展阶段。两个机构均由商人和商人团体经营，但是爱育善堂是一个半政府机构，它成立时省政府提供了大量支持，捐赠了公有土地和建筑；而方便医院主要由私人捐助维持。就资产、活动以及救助人口数量而言，两者均是当时规模最大的慈善机构。它们设立于两个不同的时期：爱育善堂是典型的太平天国之后的慈善机构，在广东善后总局的鼓励下，模仿上海的类似机构普育堂（1867）而设立，以协助政府重建社会秩序；而方便医院则成立于二十年后，此时社会处于大危机中，政府几乎没有提供直接捐助。

    爱育善堂：商人取代乡绅，
    成为广州的公众领导

    1871年，在渴望和希望中，爱育善堂在广东善后总局四个高官的授意下成立。1月21日，在“乡绅和商人”的参加下，他们正式宣布成立爱育善堂。爱育善堂最初的规条显示，其慈善内容仍保留了多数的传统元素：赈济贫病、鳏寡、孤独、老弱，施棺执殓等。但是，其慈善计划有了新的元素：兴办义学、赠医施药成为其首要任务。1871年爱育善堂颁布了机构的首份规条后，随即制定了义学课程大纲。此举显示其宗旨在于教育贫困儿童，让他们具备基本的读写能力，可从事简单的文职工作。不晚于1887年，爱育善堂的工作内容被分为四大类：医疗、教育、济贫、基本慈善，医疗救助也在此时被确认为其首要任务。作为九大善堂之首，爱育善堂也提供其他较小的善举，尤其是施棺执殓。

    爱育善堂的成立是广州的一件大事。所有的官方文件，包括地方志，均把爱育善堂称为广州善堂之首。这个称号也彰显了爱育善堂的前无古人之处：广东省府和地方商人从未捐赠如此之多的金银、土地和房产来建立一个善堂。中国地方志记载，商人们最初捐赠超过三万八千两白银。此外，各商会（共29个）承诺之后每年捐赠六千两白银。

    嘉约翰（1824-1901）是美国医疗传教士，他当时负责广州医院。机构组织者在一年之内筹集到如此巨额资产，让他惊奇钦佩，因为他向商人募捐时从未如此成功。他指出，洋行会馆是前行商召开公开会议之所，而政府意外地决定把充公的洋行会馆赠送给爱育善堂作为总部，这也让读者吃惊。嘉约翰通过爱育善堂的早期年鉴判断，“董事会总理和值事的一项重头工作就是看管机构的财产”。爱育善堂因此成为了一个大型的营业机构，它的经营管理需要大量的时间、人员以及技术。爱育善堂成立十六年之后，嘉约翰再次仔细研究了它的1887年年鉴，称爱育善堂仍处于如火如荼的发展之中，它的收入超过三万二千两白银，其中约一万两为租金收入。嘉约翰认为，这是维系善堂的唯一途径，因为在中国仅靠“自愿捐赠”不足以使爱育善堂存续。爱育善堂的土地契约有超过一百页，现存于广州市档案馆。爱育善堂的资产在各个发展阶段不断积累，多为购得，或政府捐赠。

    爱育善堂在一些方面的确有新颖建树：它代表着商会和政府间的团结，二者齐心协力恢复并维持社会秩序；为完成使命，它不仅向当地穷人提供殓葬和医疗救助，资助其他较小的慈善机构，还承担起为团练和海防征收商税的责任，它还充当政府和当地商人之间的商税谈判调解人的角色。上海的《申报》称此时期广州爱育善堂领导的慈善机构号称当地市府小议院，这里可以表达民意，可以磋商所有关于商业法令的事务，可以商讨“官员和乡绅无法处理的邻里纠纷”，甚至粤汉铁路筹款项目和计划的谈判和决策也是在爱育善堂进行的。对于晚清时期广东省的商人集团的政治角色，已有各种充分研究，在很大程度上，爱育善堂是商人大众在现代广州的特别有效的扩张。它提升了商人们实干家的公众形象；组织大型公共项目如粤汉铁路，则增强了其公信力。

    因此，尽管爱育善堂的慈善内容仍具有明显的传统性，但是它的组织结构、管理以及活动已经与太平天国之前的慈善机构显著不同。通过此类活动，商人集团向晚清时期的广州施加政治和经济影响，他们迅速取代传统乡绅，成为广州的公众领导。他们身体力行，深刻改变了广州的社会和政治面貌。但是，爱育善堂的运营在很大程度上仍笼罩在清朝官僚传统之中，它的组织者仍在政府的支持下代表政府执行公共行政职责，同时在执行慈善事务时，期望不在根本上偏离盛清时期的传统。

    方便医院：晚清最后十年
    慈善运动的先锋

    1899年，方便医院成立于广州城西门外。其成立时的大背景已然大为不同，这也不可避免地决定了它独特的慈善方案。19世纪90年代的中国充满绝望，清王朝于1895年败给日本，同年广东大部受到史无前例的鼠疫摧残。正如有影响力的书籍《盛世危言》所阐述的，这一时期，危机感在广东迅速升级。

    方便医院是医疗机构形式的多面向的善堂，它的成立与当时开明商人的不断增长的变革呼吁遥相呼应。这种形式的善堂成为了晚清最后十年慈善运动的先锋。

    方便医院在香港有个重要的前身：建于1872年的东华医院。两个医院成立初始，均收容垂死的城市乞丐。方便医院的前身是1874年成立于广州城北的方便所。鼠疫爆发之年，25名“善人”在西门外成立另一个“方便所”，收容诊治因鼠疫而导致的街头上剧增的垂死病人。据广东人称，此善举比爱育善堂所做的所有善举更有意义。

    1899年，越来越多的慈善人士加入城西方便所慈善项目，方便所扩大了建设。参与医院建设的商人领袖叫陈惠普，一名白手起家的银行家。当时他奔赴香港筹集了首批约三千英镑的善款，启动了医院的运营。但是，瘟疫反复，大家马上发现维持医院运营需要更多的捐款。陈惠普和其他组织者在另一个善堂“崇正善堂”召开广东“七十二行商”大会，包括爱育善堂在内的几个善堂承诺每年向方便所捐款，这构成了方便医院的常规财务基础。

    此时，陈惠普简化了入院相关的所有规条：不再需要任何担保或抵押；可以立刻无条件入院。最初的组织者还规定严禁使用捐赠收入购置土地房严，这样所有的捐赠都直接花费在善举上。经过几年的积极筹款，方便医院的规模扩张到每年可收容诊治1万多名海内外病患。到1910年，方便医院已被视为“九大善堂之首”。

    方便医院与香港东华医院结成伙伴，到1910年，已经成为广州最活跃的善堂，海内外商人集团对其鼎力资助。两个医院具有类似的使命：诊治住院病人和门诊病人，免费殓葬死亡的当地居民和海外华人，在海内外提供灾难救济。通过在新型西式医院中施行中医，并与海外机构密切联系，两个医院与旧的慈善传统相比，都前进了一大步。它们不仅仅是在提供医疗救济，也在证明中医作为一种有用的知识和技术，可以利用现代的西方制度发挥作用。方便医院尤其引以为豪的是，它不仅治疗广东的瘟疫病人，还治疗越南和柬埔寨的瘟疫病人；它治疗归国侨胞的脚气病及其他西方医生知之甚少的流行病，效果显著。但是，对于嘉约翰这样的医疗传教士来说，这些中国医院的建立表现了非常强烈的排外情绪：中国人只想向世界证明，在大型现代慈善机构的运营上，他们比西方人更有能力，并且不使用西医西药。

    很明显，与以往任何其他的善举相比，这一时期的医疗慈善机构更能代表中国的社会和道德改良所急需的进步。1910年南海县志记载了广州市以爱育善堂为首的33个新式慈善机构，其中9个机构或是被直接称为“某某医院”，或是提供医疗救济。这个潮流在民国时期更加突出。

    清王朝覆灭之后，爱育善堂和方便医院都继续经营。但是，慈善内容相对更传统的爱育善堂，明显更加根植于清朝的官僚系统，它的影响力逐渐减少；而方便医院的慈善内容具有明显的现代主义和民族主义，在民国时期的广州发展势头迅猛，并取得了不容置疑的道德领导地位。

    （据梁其姿著《变中谋稳：明清至近代的启蒙教育与施善济贫》一书，本文有删减）

    ■ 梁其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