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个名为“社会创新家”的公众号在公益圈引起了关注，徐永光、何道峰、陈越光、金锦萍、王振耀、邓飞等业界知名人士先后为其撰写创刊贺词。

    这个公益圈新锐的操盘者其实是一个“老兵”。“社会创新家”创始人宋厚亮曾担任《中国慈善家》杂志执行主编，曾出版《告别土豪：中国慈善新时代》一书；2017年，他得到天使投资，创立了北京弘益文化有限公司，紧接着运作出版了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所著《公益向右，商业向左》一书，引发公益圈热议。

    近日，《公益时报》记者采访了宋厚亮，谈及近年来媒体记者转型做公益，宋厚亮说“优势很明显”。“有过记者生涯的历练，做事情效率比较高，资源相对丰富，特别是人脉资源的梳拢还是很有一套章法的。”

    “劣势呢？”

    “由于职业的缘故，记者多少还是有点‘万金油’之嫌，知识杂而不专。现在‘社会创新家’诞生，对我们而言需要做的就是沉下心，好好地学习和钻研，尽快具备专业知识和判断力。如果你达不到七成的专业素养，别人干的好坏你是无法判别的。”

    从有想法到开干用了差不多两个月。谈及为何要发起“社会创新家”项目，宋厚亮说：“如果是对的事情，你去做就对了。”——这句话他至少重复了三遍。他说，他和他的创业伙伴对财富的渴望没有那么强烈，就是愿意为热爱的事业拼一把。

    打造社会创新的正向场域

    《公益时报》：“社会创新家”一亮相就“来势凶猛”，有人戏谑地说：“宋厚亮这是要搞事情！”可否说说你们打算“搞点什么事情”？

    宋厚亮：我和我的合伙人张枭翔都是做内容出身，张枭翔以前是澎湃新闻的，所以我们俩就经常在一起琢磨——纵观当下时代，“去中心化”特质日益凸显，科技创新和商业创新是核心话题。转而想到，我们多年关注公益领域，未来中国的公益创新会是怎样的？整体的社会创新又会怎么发展？我们又能在这样的时点做些什么？探讨的结论是：我们可以尝试从内容角度对社会创新进行挖掘，建立一个平台，跟所有的社会创新“正在进行时”进行互动和链接，最终形成一个社会创新的正向场域。

    平台框架搭建起来以后，就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和徐永光、何道峰、金锦萍、邓飞等多位专家和业界人士多次沟通，他们也觉得社会创新将会是一个社会发展的趋势，认为我们的着眼点和发力方向是正确的。基于此，诸位老师应我们相邀，陆续撰写了“社会创新家”的创刊贺词，并在文中就“社会创新家”这个概念和相关思考予以了不同的阐述。

    《公益时报》：我注意到各位专家对“社会创新家”的阐释各有角度，你对它的定义和理解是什么？

    宋厚亮：这些专家老师们是从各自不同的认知角度对“社会创新”和“社会创新家”予以了诠释。有的认为社会创新就是公益创新，也有认为社会创新就是一种融合了商业创新、科技创新等多形态、多领域的创新。

    我认为，这两种认知是当下中国公益界很重要的两股力量，且不断地激荡、不断地交织、不断地发生碰撞。这两种力量我都认同。公益创新的，我们关注和吸纳；融合了商业创新、科技创新等跨界创新的，我们同样可以吸收进来，尤其像社会企业这种类型，也不会被我们忽视和舍弃。

    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两股力量的交织过程中做好平衡，选择我们应关注的重点。我们观察和看重的是社会创新家所带来的强大生产力，以及连带的良性社会效应。我相信：虽然社会创新家在中国是刚刚起步，但未来这个趋势一定会越来越明显。十年以后，商业创新、科技创新和社会创新一定会是三足鼎立。

    《公益时报》：既然“社会创新家”在目前属于概念和轮廓并不足够分明的新事物，你在内容生产、概念传播和平台运营的定位方面是否也会因此产生模糊？比如有些并不属于“社会创新家”的人或者群体也有可能被纳入进来？

    宋厚亮：就内容传播和平台定位而言，我们的认知并不模糊，这其实属于一个问题的两个维度和方向。如我们提到“商业创新”，其特质很明显，就是以商业利润为第一诉求的，而无论是公益创新还是融合了商业因素的社会创新，都不是以利润为第一诉求的。比如说，李一诺创办的“一土学校”是公司化的注册，如果按照平常我们对公益机构的认定，她这个肯定属于商业公司。但实质上“一土学校”并非纯商业的机构，也不以赚钱为目的，它就属于社会创新，更多的是在教育模式上突破了现有的传统和窠臼，自主开发了一套全新的教育体系。再比如邓飞的“e农计划”项目在其内生和外延方面都体现了新思维和新模式，虽然也兼具商业化运作，但项目根本诉求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也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创新。类似这些都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是我们搭建“社会创新家”平台的基本要素。所以我说我们的方向不仅不模糊，还很明确。

    社会创新须兼具共益动能

    《公益时报》：据你了解，“社会创新家”在国外发展现状是怎样的？中国跟进程度如何？

    宋厚亮：美国发展很快，例如做B Corp（共益企业）认证的B Lab,其创始人就是社会创新家。美国现在为社会创新付出很大的力量，像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名校，他们都设置有社会创新中心机构以及年度性的千人大会，你可以看到非常多的案例在不断地提交上去，大家一起探讨交流。孟加拉的尤努斯先生每年也都会搞属于全球范围的社会创新大会，规模很大，内容也很丰富。

    截至目前，官方正式公布的共益企业（中国内地）一共有6家：BottleDream、First Respond 第一反应、Singbee、叫板pizza、众建筑以及深圳联谛信息无障碍公司。

    国内公益领域进行社会创新的机构很少，但也已有人开始尝试。例如乐平基金会，他们就在推社会创新，但整体运作比较低调。除了社会影响力投资、创新项目，他们还在天津试点了生态农场，效果很好。可以说他们就是将公益创新与商业创新进行恰当融合的范本，在这方面他们已经走在前面了。再就是上海的恩派，最早他们是公益机构的孵化器，但这几年他们的方向调整较为明显，即他们资助的机构已不仅仅是公益机构，也对商业公司进行资助，去年还成立了社会影响力投资基金。

    个人方面，除了我刚才说的李一诺、邓飞，还有原财新记者蓝方做的C计划项目、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郝景芳创办的“童行计划”，这些项目从外壳上看都是商业架构，但再看其内容和模式，都属于典型的社会创新。但总的来说，社会创新在中国还是个非常新鲜的事物，需要很多人、很多机构的共同努力，才有进步和提升的空间。

    《公益时报》：我们是否可以认为，未来社会创新完全有可能成为非营利性组织运行的灵魂，或者演化为创造公共财富最有潜力的方式？

    宋厚亮：并非所有的非营利组织都适合做社会创新，比如严格倡导某种价值倾向的传统非营利组织。但我觉得目前在国内来说，破解社会痛点、解决社会问题这些都可以很好地融合和吸纳社会创新。目前在美国大部分的非营利组织都是向这个方向转型的。比如扎克伯格，他把99%的股权都捐出来了，但不是捐给哪家基金会的，而是成立了一个慈善投资公司，把钱都放进这里面用来支持社会创新。盖茨的捐赠方向也在逐渐关注到社会创新领域，包括美国老牌的基金会洛克菲勒，也都在往这个方向发展，其核心就是关注和解决社会公共问题。

    也就是说，社会创新未必会成为非营利组织独享的社会成果，是可以让全社会参与和分享的，只要最终可为民众造福、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它就了不起。但它一定且最终会演化为创造公共财富最有潜力的方式，它也是动力十足的社会生产力之一。

    《公益时报》：你要如何避免让“社会创新家”演变成一个时髦好听、昙花一现的概念炮制和炒作？

    宋厚亮：其实早在几年前，“社会创新”这个词就一度“热闹”过，业界讨论、商榷，还有各种评奖、推介，但没过几年就慢慢陷于沉寂了，原因是火候不到，成不了“势”。现在我们将它重新梳理然后郑重推出来，就是看准了一个恰到好处的“势能”，这种“势”是很重要的——做早了时机不到，做晚了也没有机会了。从现在发展来看，此时此刻推出“社会创新家”还是很合适的，很多主动跟我们联络的机构以及向我们推荐的案例也大大超出我们的预估，一开始我们也不知道这么做的机会有多大，但是事实证明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于是，无论是市场模式，还是可持续方式，在我们的心里就越来越清晰了。

    《公益时报》：如何看待未来中国的公益之路？

    宋厚亮：其实中国公益从过去十年到现在，有好多问题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这也难免让业内一些资深人士较为悲观。比如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与市场的关系，更具体地说——人才问题、薪酬问题等。但我觉得在此基础上，可能还是要更多的看社会发展趋势。近年中国的基金会发展速度很快，已经6000多家了，但美国现在有8万多家基金会，这是不可比的。我在想，也许中国的基金会达到3万家到5万家的时候，中国的公益慈善格局才有可能真正地凸显出来，现在还远远达不到“格局”一说。所以我对《公益时报》还是很钦佩的，你们报社创刊十多年了，可以说在中国公益的倡导传播方面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而且直到现在还在坚守，很不容易。但总的来说中国公益慈善推动速度还是相对缓慢的，公众对于公益慈善的认知还是比较匮乏的。另外如果中国的财富阶层能够在这方面多做一些务实有效的推动，可能影响面会更大一些。

    ■ 本报记者 文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