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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专业的方式做专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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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内容
2018年02月27日 星期二上一期下一期
专访北京新起点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唐占鑫:
用专业的方式做专业的事

    2015年,唐占鑫带领机构承接政府购买项目

    2004年夏天,在德国求学期间的唐占鑫遭遇车祸,脊椎损伤导致下半身瘫痪,这意味着此后只能依赖轮椅生活,同时还要承受下肢肌肉萎缩、大小便失禁、患肢神经痛、泌尿系统感染等数十种并发症。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接受,整整三年,唐占鑫一直把自己封闭在家里。

    但好在她并没有就此放弃自己。唐占鑫在自述中曾这样写道:三年后的一天父亲抱我去医院做检查,结果两人一起摔倒在地。当近距离看到父亲的白发和眼角的皱纹时,我做了一个重大决定,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让自己自立起来,不让家里人再为我操心。

    这一天成为唐占鑫生活中另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那天起,唐占鑫开始慢慢锻炼自己的自理能力,并通过中国脊椎损伤论坛认识了很多有着同样遭遇的伤友。在他们的鼓励下,她还找了一份工作。不过,唐占鑫并没有满足于此。

    从2012年开始,唐占鑫和另外三名志同道合的伤友共同整理了“中国脊髓损伤论坛”上数万个伤友的帖子,翻译了包括世界卫生组织、美国托马斯杰斐逊大学、美国老兵协会等机构在内的数十万字的文献,完成了中国第一本《脊髓损伤者生活自助手册》,并创立了一套伤友自立训练法,希望将正确的康复理念介绍给其他伤友。

    2014年,他们毅然放弃了各自的工作,在中国肢残人协会以及北京市残联、东城区残联的支持下,成立了一个线下组织,也就是北京市第一个脊髓损伤者希望之家(原中途之家),开展以“同侪服务”(伤友服务伤友)为核心的生活重建培训项目。

    2015年6月,唐占鑫和她的团队参加了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创业英雄汇》节目。这次节目改变了她以往对公益和商业的认知,让她重新考虑了今后的发展方向。不久后,她和伙伴们在北京市民政局注册为北京新生命养老助残服务中心,承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

    2016年9月,唐占鑫联合一些企业家朋友以及投资人,发起成立了北京新起点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新起点基金会”),并担任基金会理事长。她希望通过公益的力量为更多脊髓损伤者提供更加专业的服务,进一步扩大服务范围。为了给基金会提供持续的资金支持,同时解决伤友们的就业和创业问题,鼓励伤友投入公益事业,2017年4月,他们还共同投资了一家社会企业。

    唐占鑫告诉《公益时报》记者,保守估计,国内至少有200万名脊髓损伤者,并且每年以8万人以上的速度增长——也就是说,每10分钟就会有一个人成为这个群体中的一员。

    针对现状,唐占鑫和她的团队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开展工作:促进脊髓损伤伤友的生活能力重建、职业能力重建和回归社会。作为国内第一家关注脊髓损伤人士的基金会,新起点基金会的成立过程也是脊髓损伤者从自救到救他的过程。唐占鑫希望通过更加专业的方式,让脊髓损伤的伤友以及全社会知道,通过适当的学习和训练他们是有办法再次回归社会的,不会一直成为家庭和社会的负担。

    做公益不能只靠情怀

    《公益时报》:你做的事情越来越专业,困难也随之更多,为什么要花这么大力气成立一家基金会呢?

    唐占鑫:成立“民非”之后我们承接了一些政府购买服务,比如北京市残联、东城区残联的项目。但在实践中我们发现,“民非”的服务范围非常有限,机构的资金都用在了支持项目上,不能用于其他方面,这让机构的发展和创新也非常受限。此外,当时不断有全国各地的伤友联系我们,希望我们为他们提供服务,我们自己也想做更多的事情,但在实际运作中民非开展跨省服务非常困难。

    《创业英雄汇》这个节目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让我明白了两个问题:第一,机构靠什么活下去,如何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第二,你是想服务身边的几个人,还是希望服务更多的人。那个时候我逐渐意识到,做公益不能只靠情怀,而是需要更加专业的形式,我希望用专业的方式去做专业的事。同时,我也第一次了解到,可以依靠商业的方法来实现公益的目的。

    《公益时报》:除了成立基金会,你和基金会的出资人还共同投资了一家社会企业,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唐占鑫:其实当时我和投资人对此也是有不同的想法的。我觉得如果基金会可以得到稳定的捐赠、有稳定的资金来源,就不一定要依靠商业手段来实现自我造血。新起点基金会的原始出资人大部分都是企业家和投资人,他们非常支持公益,但在这些商业领域的人士看来,建立另外一种形态去支持公益机构发展非常必要,因为外界捐赠可能有时候不太稳定或者不可持续。他们提出可以成立一家社会企业,设计一些具有商业竞争价值和能力的服务内容,反哺基金会。

    《公益时报》:最终你接受了他们的观点?

    唐占鑫:在跟出资人接触的过程中,我逐渐厘清了公益和商业的关系,也逐渐理解了为什么一些大型的公益机构仍然会推出很多公益产品。事实上,我之所以同意这么做也是考虑两个方面:第一,为基金会造血,通过商业手段解决公益机构面临的现实问题;第二,激励投入公益事业中的伤友伙伴。虽然伤友们在公益机构里的工资很低,但只要他们肯做,愿意做,未来他们都有可能从社会企业里得到一部分股权。

    让项目落地更为重要

    《公益时报》:基金会有一个“轮椅上的金种子培养计划”,目标是在全国范围内培养有意愿、有自理能力、愿意为残障群体付出的伤友,让他们去服务更多的脊髓损伤者,但依靠基金会现有人员力量似乎很难实现这一目标。

    唐占鑫:确实,依靠个人或一家机构的力量很难,所以主要是依靠了中残联康复部和中国肢残人协会的项目支持。当有伤友报名项目后,我们首先会进行初选,即基本的身体能力考察。初选完成之后,我们会将名单交给中残联康复部和中肢协,他们再通过各地的分支机构进行筛选,对报名者进行考察,了解报名的伤友的身体情况及是不是真的有意愿去做公益、是不是愿意帮助更多的人。最后,我们再根据当年的支持情况和募款能力,每个地区推荐两至三名候选者,基本上保证每个省有人入选。

    《公益时报》:还要考虑这些“金种子”接受完培训之后能否将项目落地的问题。

    唐占鑫:我觉得这不只是我们,也是整个公益领域需要考虑的问题。很多公益组织都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项目推广,培养各个领域的优秀人才,但这些人才培养出来之后回到自己生活的地方,真的能像预期地那样开展工作吗?他们回去之后如何才能建立起适合自己的土壤?谁又能够为他们建立这个土壤呢?

    所以我在想,如果我们花费巨大的精力和财力培养出这些人,但他们只是依靠自己的一腔热血去帮助一两个人,这是没有什么价值的,这种局面也不是我们想要的。所以我们在选择培养对象的时候,还要考虑他们回去之后能否真正落地。我们会从两个方面进行考量:首先,他个人有没有能力将项目落地;第二,当地有没有能够让项目落地的土壤。

    《公益时报》:在这方面你们是如何设计的?

    唐占鑫:我们之前进行过估算,一个接受过培训的伤友在一年内至少可以影响15个人。但是如果我们帮他们建立起一个团队或者建立一个机构,他们一年至少能够影响100个人。所以,对所有的“金种子”我们其实是有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主要是培养个人;第二年主要是帮助他们落地,做一些项目,让大家在实践中积攒经验;第三年我们会帮助他们培养团队,进行团队支持;第四和第五年我们会提供机构支持,在技术、资金等各个方面进行全套支持。

    希望更多人关注残障群体

    《公益时报》:去年11月电影《七十七天》上映之后,新起点基金会联合剧组以及主演江一燕共同推出了“燕影行动”。能介绍一下发起这个行动的初衷吗?

    唐占鑫:电影中江一燕饰演的主人公蓝天的原型是我们的一个伤友,同时江一燕本人因为一直从事公益事业,就计划包场让残障人士免费看电影。很偶然的一个机会剧组通过一些渠道联系到了我们基金会,但我们并不想仅仅停留在让伤友看电影这个层面,我们更加希望通过包场看电影这种方式让外界关注电影院等场所的无障碍设施建设。

    我们推出“燕影行动”,一方面是希望让伤友走出家门、融入社会,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让更多人关注到这类人群,在人文以及硬件设施等方面为他们提供一些帮助。我觉得这种形式非常好,这可能是电影院多年来第一次接待这么多残障人士看电影,全国有上千名伤友通过这次行动走进了电影院。通过这次行动我们也让很多电影院意识到了,其实身边还有这样一类观众,不应该忽略他们的需求。

    《公益时报》: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及文化传播也是基金会的工作重点之一。

    唐占鑫:我们联合福建省自强助残助学基金会共同发起设立了“无障爱专项基金”,主要用于开展推动无障碍事业发展、促进无障碍文化传播以及与之相关的项目。其实我们一直在关注这个领域,国家每年也都会在无障碍环境建设方面投入很多钱,但我们总感觉有所欠缺,我们身边的无障碍设施并不是很完善,因为目前中国的无障碍设施建设并没处罚制度和强制标准。

    所以,我们去到公园或者地铁等地方进行实地体验、考察,并推出了无障碍设施手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除了硬件条件的改变,人们对于残障群体的观念更为重要。所以我们在这方面的定位就是促进公众意识的转变,推进无障碍文化传播。

    《公益时报》:基金会尚处于初创期,对于未来的发展有什么规划?

    唐占鑫:我们是国内第一家关注脊髓损伤人士的基金会,是伤友自己成立的基金会,基金会的成立也是一个从自救到救他的过程。因此,我们有着自己的特殊性。目前我们有民非、社会企业和基金会,我感触最深的是,如何把基金会建设成一家专业的规范的机构特别难。

    此前,我一直在用运作“民非”的思想管理基金会,觉得首先要把项目做好,不用对出资人以及捐赠人负责,而是要让服务对象满意,把他们服务好。但现在我觉得,基金会既要满足服务对象,更要满足出资人和捐赠人,同时还要符合政府的发展方向。

    ■ 本报记者 皮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