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参事、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

    汤敏/文

    中国公益机构目前的发展困境是什么？是三大“不足”：资源不足、能力不足和影响力不足。

    对资源不足、能力不足的问题，我们这些公益人从日常的运作中体验很深，而对影响力不足，大家往往认识不够。实际上，这三个“不足”互成因果，但影响力不足是最致命的。任何公益行动没有规模，就没有影响力，就起不了很大的作用。但任何有影响力的公益活动都需要比较多的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和资金资源。公益机构的能力不足，则难以应对国内对社会公益日益增长的且大、且多、且新的需求。但更重要的是，正是因为我们的影响力不足，满足不了企业和捐赠者的需求，得不到政府部门的关注与配合，就吸引不到更多的资源，招不到高端人才。

    多年以来，公益机构只在社会与市场的边缘起到一点拾遗补缺的作用，其核心原因在于：公益机构资源本来就不足，能力很弱，但还都在单打独斗，形不成合力。

    能改变这种现象吗？不易，但有可能，为此我提出“公益新木桶理论”。

    传统的“木桶理论”又称“短板效应”，认为一个木桶的容水量是由它最短的一块板决定的，即如果一个机构在某领域有薄弱环节的话，就要想办法把这个“短板”做长。

    “新木桶理论”则把每一个公益机构看成是一块木板，因为我们极为有限的资源和能力，与想解决的问题相比，根本不在同一个数量级上。也就是说，靠我们自己这块木板盛不了水，解决不了问题。然而，如果把一块块的公益木板有机地拼装组合起来，就有可能成为一只木桶去盛水。从另一个角度看，每个公益机构都有各种功能，把自己的最强项拿出去跟别的机构合作，即把自己最长的那块板拿出来拼成一个大木桶。不管从哪种角度，其根本是说，公益机构联合起来才能干大事。

    “新木桶理论”其实不很新。国际上对此有个比较学术化的名称，叫“集合影响力”（Collective Impact）。集合影响力是一种大范围的跨部门协作的工作方法：各利益相关方在骨干机构的协调下形成一个共同的目标，在互动协作与持续性的沟通中来成规模地解决社会问题，并使用同一套评估体系衡量实践效果。

    那么，如何才能让“公益新木桶理论”或“集合影响力”发挥作用呢？

    简单地说，一是需要大规模，特别是跨行业、跨部门的合作。现代的社会问题往往要动员各种力量、各种资源参与，要让参与的每一个机构、每一个人发挥自己的长板作用；二是只有在一个或数个骨干机构精心协调下，一堆长板才能形成一个大木桶，好的协调机构与协调人很重要；三是项目要有顶层设计，多个机构参与要形成一个共同的目标和分工合作，项目设计要有包容性，能把各参与者的长处充分发挥出来；四是要有同一个评估指标来评估该木桶的实践效果。 

    “公益新木桶理论”在中国行不行得通呢？

    我们自己做了一个实验，叫“青椒计划”，全名为“乡村青年教师社会支持公益计划”。“青椒”，即“青教”的谐音也。

    大家知道，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是当前精准扶贫最重要的内容之一。目前的教育扶贫把资源与精力都放在硬件上，放在给贫困孩子的助学补助上。但教育扶贫其根本，同时也是最难的问题，是如何提高贫困乡村的教育质量。而提高教育的核心在于老师，教育质量是靠老师传递的。

    目前，全国共有近百万名35岁以下的青年教师扎根在包括乡村教学点和村小等在内的乡村教学第一线。作为乡村教育的新兴力量，他们的薪酬福利、身体与心理健康、职业发展等都需要得到政府及社会的关注。对于青年教师，特别是新教师来说，师资培训是最需要的。

    “青椒计划”就是动员与整合社会力量，通过“互联网+”方式连接优质的师资培训和课程资源，探索大规模、低成本、可持续的助力乡村教师发展的新路径、新公益、新模式。在国家教育部的支持下，从2017年9月起，在全国18个省份的3491个学校中的22,804名乡村青年教师，每周三晚与周六晚两次课，在手机或电脑上参加“青椒”培训。课程是由北师大组织的最优秀教育专家提供的专业课程，由公益机构组织提供的师德课程。

    “新木桶理论”在“青椒计划”中又体现在哪里呢？我们动员了包括沪江网、洋葱数学、爱学堂、三三得玖、凯迪拉克公司等一批教育企业以及百度、阿里和腾讯的教育部门；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教育学院、21世纪教育研究院等一批学术机构；中国慈善联合会、中国教师基金会、友成基金会、西部阳光、弘汇基金会等一共30多个机构跨界整合资源，让每个机构充分发挥自己的“长板”作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资源出资源，为广大乡村教师提供免费、专业、前沿、可持续的专业培训。

    “青椒计划”也可能是在中国历史上企业、学术、公益机构第一次如此大规模、如此深度地融合。目前，“青椒计划”规模正在不断扩大，培训内容也在不断深化。

    这就是“新木桶理论”的力量。中国需要，也有可能形成更多的这样公益“木桶”来解决大量的社会发展“不充分、不均衡”的问题。如果教师培训可以这样做，为什么村医培训、农民工培训不能这样做？

    有了这些“木桶”，公益人就可以逐渐地走出碎片化的运作模式，成为主流社会的一部分；有了这些“木桶”，公益机构就可以参与解决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而不仅是在边缘上拾遗补缺；有了这些“木桶”，起步很晚的中国公益就可能跟我们的高铁一样，后来居上，走到世界的最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