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2月13日，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比尔·盖茨与梅琳达·盖茨发布了他们的第十封年度公开信，坦率地回答了他们“常被问到的10个难题”。作为基金会北京代表处的首席代表，李一诺也借此机会，挑选了一些有代表性的“中国难题”进行回答。她表示：“希望各位在读完后能够对我们在中国的工作更加了解和认同，对我们支持的目标更加乐观而笃定。”

    问题一：盖茨基金会特别重视“中国创新”，但中国以前一直被认为是“山寨大国”，中国的创新实力真的有这么强吗？

    李一诺：中国的科研和创新实力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目前中国的研发投入仅次于美国，到2020年将有望超越美国。中国已经在某些科学领域成为掌握主动优势的引领者，比如克隆、胚胎学和病毒学，量子互联网和太空领域等。

    盖茨基金会在与中国多年的合作过程中，也看到了中国在创新方面的巨大潜力。比如 “商环”，它不仅大大减轻了手术的痛苦，而且具有价格低廉、微创、易于医疗人员操作等诸多好处。“商环”已通过世界卫生组织（WHO）预认证，表明其安全性和有效性已经达到世界级水平。

    商环的诞生背景是：中国的医疗资源分配不均，整体医疗水平相对较低，传统的包皮环切手术可能因医务人员水平参差不齐造成患者额外的痛苦，并且费用相对老百姓的消费能力来说很高。这样的发明很难出现在一个医疗资源相对丰富、消费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大家没有原因也缺乏动力去做这样的创新，因为他们无法感同身受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所以像这样的创新发生在中国并非偶然。

    问题二：盖茨基金会希望中国的发展经验能够输出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但中国的发展模式非常独特，有观点认为中国的公共卫生成绩是在所谓的“制度优势”下取得的，对于其他社会制度的国家，中国经验具有可复制性吗？

    李一诺：的确，中国很独特，但话说回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国情。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的人均GDP曾长期低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可以说，中国在比非洲还要差的经济基础上建立起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疾病监测和控制体系。通过严格的监测和治疗，中国的疟疾发病人数已经从1950年代的3000万例左右下降到2016年的3373例。

    中国经验至少提供了两个方面的借鉴：一是中国已经用实践证明了什么是可能的；二是我们可以总结出成功的关键措施。我们完全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将中国经验转化成适合当地的模式，在不同的卫生体系下把同样的关键措施做好。但前提必须是：充分了解受援国的卫生体系、能力和基础设施情况，因地制宜，绝不能生搬硬套。

    再以农业为例，中国和非洲的农业生产方式都是以小规模经营模式为基础的，有一定相似性，而且都处在从低水平的农业生产向高水平的现代农业的转型过程中，中国走得比非洲快一些，特别是中国通过推动农业发展进而推动整体经济发展取得成功，所以中国的经验与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相比，具有更实际的借鉴意义。

    问题三：疫苗的安全问题一直是中国公众关注的焦点。某些案件引发的广泛担心导致很多家长不愿意给孩子接种疫苗。盖茨基金会是否担心中国生产的疫苗的安全性和质量？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你们仍然选择与中国疫苗生产企业合作去解决全球流行病挑战？

    李一诺：疫苗每年可挽救数百万人的生命，是最经济有效的健康干预手段之一。停止使用疫苗才会对生命造成真正的威胁。

    2011年和2014年，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分别通过了WHO国家监管能力评估的首次认证以及再认证——这是世界公认的对疫苗监管水平的科学而全面的评估——标志着中国疫苗监管体系已与国际接轨。超大人口样本量的数据也足以自证：中国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疫苗研发、生产、使用和监管体系。

    盖茨基金会之所以与中国的疫苗企业合作，是因为中国企业有实力生产国际水准而且更加经济的疫苗。也就意味着，我们可以用同样的资金挽救更多孩子的生命。

    我们正在与中国积极合作，释放这种潜能。未来10年内通过WHO预认证的中国疫苗将会呈现“井喷”态势，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疫苗在医药产品当中属于门槛最高的领域之一，很多国家尚未具备疫苗的生产和研发能力。中国在疫苗行业的进步和趋势，足以让我们对中国的健康产业充满信心。

    问题四：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预计几年后将超越美国。中国自身在扶贫方面也有很多成功的经验。为什么你们还要支持中国开展扶贫工作？盖茨基金会能给中国带来什么独特的价值吗？

    李一诺：中国的确有成功的扶贫经验，但在消除贫困的“最后一公里”上，中国剩余贫困人口的致贫原因更顽固、更复杂，过去主要采用的以经济发展和政府基础设施投资为基础的扶贫战略已经无法满足现实的需求，所以才会有现在我们看到的“精准扶贫”战略。

    自从2007年进入中国以来，盖茨基金会一直致力于与中国合作，帮助中国解决重大健康和发展挑战。我们自然希望能为中国扶贫的“最后一公里”助一臂之力。当然，我们也会结合基金会在全球范围内积累的经验和专长，希望能够支持中国政府采用更为创新的模式来应对扶贫挑战，同时也希望将中国的成功经验进行总结并分享到其他发展中国家。

    问题五：中国的癌症和慢病负担越来越重，为什么你们不帮助中国解决这些问题，而是关注艾滋病、结核病这些看起来相对小众的疾病？

    李一诺：虽然盖茨基金会是资产规模最大的慈善基金会，但是在诸多有待解决的社会问题面前，仍然是杯水车薪。所以我们必须合理分配慈善资源，使其社会效益最大化。

    癌症和慢病不只在中国，在全球范围来看也都日益严重，但即便如此，相对于传染病而言，这两个领域也有着相对充分的市场激励。也就是说，可以主要依靠市场去解决药物研发的问题。我们在健康领域的投资大多数都集中在减少全球贫困人口的传染性疾病负担。因为这些挑战非常复杂、影响面大却又常被忽略，以至于全球对解决这些问题的投入长期不足，穷人的需求无法得到市场的满足。

    其实，我们在癌症领域也开展了一些工作，但同样是基于上述逻辑。比如说我们关注宫颈癌，是因为它主要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女性。另外，我们在中国开展控烟，也会有助于减少吸烟导致的肺癌。

    问题六：中国企业在非洲受到攫取资源、破坏环境等很多争议，你们为什么还要和中国企业合作去帮助非洲？

    李一诺：盖茨基金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让市场为穷人服务（Make markets work for the poor）。如果我们能够调动企业参与其中，就能够运用市场机制可持续地解决社会问题。我们与企业合作的目的从来不是为了营利，而是创造社会效益。

    比如，Global Good（一家由比尔·盖茨和高智公司投资发起的研发机构）与中国澳柯玛公司合作开发了一款名为Arktek的冷藏设备，只需使用冰块就能将疫苗保持在合适温度下长达35天或更长时间，无须电池、太阳能或丙烷等任何外部能源，在西非抗击埃博拉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关于中国企业在非洲面临的争议，这个问题中的简单评价并不公允。我们与中国企业合作，就是为了针对非洲人民的需求，发掘并支持中国质优价廉的健康产品和农业产品走进非洲。当然，我们相信，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有责任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法规，以规范企业行为，保护当地社区的利益。盖茨基金会在甄选合作伙伴的时候也是非常严格的。实不相瞒，有些合作伙伴甚至认为我们的标准过于“严苛”。但我们这么做，就是为了避免损害当地群众的利益。

    问题七：中国公益领域的行政化一直被业界诟病，很多公益界人士都认为政府应该退出公益领域，还权于民间，但盖茨基金会为什么有大量和政府合作的项目？

    李一诺：“中国部分公益机构的行政化”有着特定的历史原因，但这和“公益机构与政府合作”是两个话题，不能混为一谈。的确，政府、市场和公益这三个部门都有边界，但这并不意味着三者应该各干各的、拒绝合作。事实恰恰相反。

    盖茨先生在今年的年信中说，任何新方法的成功都需要三个步骤：首先，要运行试点项目，证明这一方法可行；之后，要确保相关工作可持续开展；最后，要将这一方法普及开来。

    如果说公益机构在第一个步骤最为擅长，那么市场和政府的参与有利于保证项目的可持续开展，而且政府在普及推广解决方案方面的优势尤其明显。

    在盖茨基金会，我们相信“催化式慈善”的力量。我们的理念是投资并管理那些政府无法承担、企业不愿承担的高风险却又非常有前景的创新型项目。一旦我们有了有效的解决方案，催化式慈善可以触发企业和政府采取行动，从而将那些创新带给最需要的人们。我们希望盖茨基金会可以成为搭建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桥梁。

    梅琳达说：我们要与政府合作，尽可能为让世界最多贫困人口受益的政策争取支持。

    比尔·盖茨说：敢于冒险的人需要支持者；好的思想需要布道者；被遗忘的群体需要倡导者。

    （据盖茨基金会，文中回答部分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