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在贫民窟做志愿者的时候，晚上就住在地下仓库里，环境恶劣到常人无法想象，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老鼠都会肆无忌惮地在我身边跑来跑去……嗨，一个人有过这样的经历，以后再遇到什么事那都不叫‘事’。”

    这段故事发生在2006 年，那时陶泽是作为Ashoka基金会项目经理在巴西Belo Horizonte贫民窟工作，负责社会企业的筛选和扶持。大学毕业后，他说要利用没有正式入职之前的空当期做公益回馈社会，便以国际志愿者的身份远赴巴西贫民窟工作。

    加入基金会中心网之前，陶泽还曾担任麦肯锡公司发起的NPP公益创投基金常务副总裁，负责机构的整体运营和发展。

    2009年，陶泽正式加入基金会中心网，迄今已是第九个年头。作为总裁，总结这近九年的工作，陶泽用了一个词：“无悔”。他说前不久自己还在理事会上说：“从28岁干到37岁，从一个人干到四口之家，成为‘两个娃的爸’，这中间经历太多。但我觉得我们还是做了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互联网是实现透明自律的最佳载体

    《公益时报》：基金会中心网理事会的架构特点鲜明，既有公益元老商玉生，也有徐永光、康晓光等几位行业专家，还有王行最、李劲、彭艳妮这样一些有过海外留学和专业工作经验的公益人。这样的理事成员构成对基金会中心网发展的影响与作用体现在何处？

    陶泽：理事会的几位元老告诉我们，搭建“基金会中心网”这样一个机构，早在1990年就有过思考和尝试。1998年我们就注册了域名，2009年投入启动筹备，直到2010年7月正式成立。这样一段轨迹的回述，能够让大家更加了解这段历史沿革，不忘初心。而王行最、李劲、彭艳妮这几位的加入，可以帮助我们在机构建立之初就具备国际化的视野和目标。有了这个认知基础，我们在员工招聘、资源拓展方面，就会主动和国际优秀机构建立联系，互通有无。这样一个架构的配置，为我们团队的健康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因。

    《公益时报》：从有发心要做这件事到最终机构创办，中间跨度差不多有20年时间。基金会中心网为什么会选择在2010年这个时间节点成立？

    陶泽：按照我们创始理事长徐永光的话来说，选择这一年成立基金会中心网是因为各种条件都具备了。2008年，汶川地震被称为“中国公益元年”。2009年，清华大学邓国胜教授写了一篇文章，谈1000亿善款的去向问题，此事也在公益行业掀起一阵轩然大波。因为“善款到底是怎么使用的”这的确是一个关键问题，不说清楚是肯定不行的。这也让中国公益行业第一次有了一种紧迫感——我们公益机构的透明度该如何体现？否则下一次再出现问题的话，很可能公众就不会再给我们机会了。

    当时正好赶上徐永光带着国内一个公益行业代表团到美国访问，那次也拜访了美国基金会中心。这家机构是个超过60年历史的老牌机构。负责人介绍说，机构成立的背景也是因为当时美国慈善机构的透明度和公信力一度受到公众质疑，美国慈善基金会这个行业差点就被注销、被“消灭”掉了。

    美国基金会中心成立后的很多年里，都在尝试用各种办法来体现慈善公益机构的透明度。

    拜访中，美国基金会中心总裁向中国代表团现场演示了机构运行的一套数据化系统，比如严谨专业的分类、便捷快速的查询功能。应该说这次访问所见所闻，对后来我们创办基金会中心网很有启发。大家一致感慨说，多年来我们都想追求公益行业的透明自律，最后发现互联网是最好的载体。回国之后，徐永光老师就开始四处奔走，呼吁行业内部同仁集思广益想办法，求共识，2010年7月8日，中国基金会中心网正式成立。

    《公益时报》：这中间还顺利吗？

    陶泽：这是一个从0到1的创举，所以其实很难形容，酸甜苦辣都有。现在再回首过往，我觉得就是一种“不东”的精神——就像唐僧师徒四人一样，即使历经磨难，不取到真经，绝对不回到东土。那时候就没有想过后退，只想着那个目标在哪里，我们一起去实现那个目标。当时我们没有自己的办公室，就四处找地方；没有数据，就一个一个的扒，再难那也得生扛着。当时有两个年轻的女员工，为了多上几条资讯，两天两宿没有回家，晚上实在困得不行了，就在办公桌上躺一会，睡醒了接着干，那时候真的是一种艰苦创业的感觉。不夸张的说，我们理事会中的有些老师，为此从青春熬到了白头了，好在梦想终于实现了。

    “数据腐败”是自毁公信力

    《公益时报》：基金会中心网相关数据发布的标准和依据是什么？如何保证这些数据信息的客观真实有效？数据信息管控方面有否科学管理体系？

    陶泽：玩数据的人最怕数据造假，或者是“数据腐败”。从一开始我们的理事会就明确了一点：我们所做的一切必须基于法律依托和支撑，这样我们工作起来才会更名正言顺。

    中基透明指数FTI是一套综合指标、权重、信息披露渠道、完整度等参数，以排行榜单为呈现形式的基金会透明标准评价系统，由基本信息、财务信息和项目信息三个方面41个客观评价指标组成。

    数据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个是民政部门向社会公开的数据；二是基金会自身通过不同渠道公开的数据；另外就是基金会向我们提供的信息。

    我们不做评价，因为任何评价都难免会有价值观的导向，我们的定位就是信息披露平台，只做信息的搬运、只呈现客观事实，其他的属于仁者见仁。所以我们有专门的声明：若属于数据录入错误导致的问题，那是我们的责任；但如果原始数据本身造假，与我们无关，由数据提供者自身承担责任。

    现在大家看到的评价体系其实更像是一个基金会“达标赛”，每家基金会最后都可能达标，就看你想不想达标，你能付出多大努力。

    《公益时报》：那如果有一家基金会找你说“给你一百万，你把我们机构的分值调高一点行不行？”你怎么办？

    陶泽：听上去很诱人，但只要你这么做了，以后你就再也没有公信力了。所以我们在最初设计指标的时候，就专门关注过榜单“水分”问题。我们在设计透明指数的时候，把它做成了全客观体系，里面所设计的每一个分值我们CFC的人都是看不到的，计算机有它自己的一套算法，我们只负责数据录入。所以你要想花钱买高分值，让电脑在计算过程中故意出错，那你就去跟电脑谈吧！

    另外，我们会把涉及的41个相关指标全部对外公开，我们在推行业透明度的时候，首先一定会确保我们自身是全透明的。这样我们才能建立公信力。

    《公益时报》：目前入驻基金会中心网的基金会有多少家？从数据来看，国内基金会的发展现状和趋势是怎样的？

    陶泽：基金会中心网刚成立时有1857家基金会入驻，到今天为止，已经有将近6400家基金会入驻，差不多翻了3倍。

    从行业发展趋势来看，一是更透明，二是更创新，三是更合作，最后就是更国际化。2010年我们成立的时候只有16%的基金会有数据披露，现在90%以上的基金会能够达到这个目标。

    创新是从互联网层面来看，比如线上线下筹款方式的创新，项目支持设计的创新；从合作这个角度看，就某一个共同的社会话题，行业内人士开始有自发意愿且主动加强合作交流的认知。

    国际化方面，中国扶贫基金会这几年走得还是蛮“猛”的，在很多国家设立了他们的办事机构；爱德基金会在瑞士日内瓦设立办公室，面向欧洲介绍自己，向世界传播中国。

    通过数据介绍公益慈善突破

    《公益时报》：从2009年基金会中心网筹备到成立，至今已经走过了八个年头，它对于国内公益机构的发展进步意义何在？

    陶泽：在基金会中心网成立之前，只有美国人能够通过数据来介绍自己国家的公益慈善影响力，现在中国成为第二个有能力、用全面的客观数据向全世界介绍本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国家，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公益时报》：目前其他发达国家这块内容属于空白吗？

    陶泽：是的，目前只有美国和中国做得到，这绝对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从我国来说，此事能够得以落地并且良性发展，源于民政主管部门对于推动公益慈善事业透明公开重要性的先觉意识和高度前瞻性，因此这方面的立法比较到位。

    在此基础上，民政部花了很多时间去制定信息披露的模板，让这个模板更易于被公众理解和接受。同时，在实际操作方面，民政部门还将传统的数据录入方式做了创新，完全信息化。

    既有法律基础，又有相对完善的信息披露指标，最后采用信息化使用手段，三位一体，公益慈善信息公开体系就比较到位了，公众当然也能更好的使用这种信息手段，在建立基本信任的基础上，公益慈善的社会参与度自然会提升，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公益时报》：当下要解决的工作难点是什么？

    陶泽：要让信息化手段更加普及，信息技术更加专业化、精细化。目前我国有官方网站的基金会还不到40%，数据化发展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我们要加大力度、提升速度，将我们的工作尽快推向数据化发展的快车道。

    如何看待未来中国公益之路

    《公益时报》：如何看待未来中国的公益之路？

    陶泽：资源会越来越多，效率会越来越高，这是我近几年一路走来看到的一个方向。

    首先从资源来看，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稳定性不断地提升，大家的安全感越来越强的情况下，也自然更愿意把个人财富作捐赠，相应地行业资源也就越来越丰富。

    效率方面，无论是政府主管部门的专业化水平和数字化水平，还是我们整个行业结合数字化水平带动透明度的提升，都能在未来逐步引领行业走入大数据时代。

    大数据时代带给我们最直接的帮助就是能够精准的做事情。未来我们的行业精准化程度也会越来越高，比如环保、科技、医疗、文化、教育等领域，都会因此大踏步的前进。

    资源多了，效率高了，我们当然有理由相信，整个行业会因此更加蓬勃地发展。现在我们整个公益慈善行业的资产是1300亿人民币，年度支出是400亿人民币；目前美国基金会资产是8900亿美元，年度支出是460亿美元。差距肯定有，但中国经济在不断地朝前走，我相信未来公益慈善领域也会越来越好，因为我们是顺势而动、顺风而行的。

    ■ 本报记者 文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