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高文兴

    今日（2月13日），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以下简称“盖茨基金会”）发布2018年度公开信。

    自2009年全职担任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以来，比尔·盖茨每年都选择在年初发布亲笔年信，至今已是第十个年头。从2014年开始，其同为基金会联席主席的夫人梅琳达·盖茨也一同加入年信的写作。

    十年间，盖茨基金会年信均围绕基金会在全球健康、农业和美国本土教育领域的最新进展展开，纠正人们在上述领域的错误观点、鼓励创新，并以“乐天行动派”的身份呼吁读者以乐观的心态和积极的行动改变未来。

    近几年，盖茨基金会的年信在形式上不断突破，除了加入视频、新媒体的传播方式外，还试图让年信不拘泥于“书信”这一格式，吸引不同群体属性的读者。

    今年，为了纪念年信的第十度发布，盖茨夫妇挑选了十道来自外界的“刁钻”提问，共同作答，希望读者“在看完年信后能变得同样乐观”。

    《公益时报》记者于第一时间获取了年信，并与比尔·盖茨以电话会议的方式进行了访问。显然，盖茨夫妇与盖茨基金会对“最终入围”的十个问题进行了精心考量，使其看上去是对盖茨夫妇的发问，但却代表了社会大众对于慈善、慈善家乃至整个公益行业的疑惑。

    盖茨夫妇对这些疑惑的作答，不仅扫除公众心中的疑问，在一定程度上，也为不少慈善家和公益机构指明了方向。

    Q1：你们为什么不在美国境内投入更多？

    A：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理应承受苦难。因此，我们不会基于苦难来分配资源，而是通过评估我们避免苦难的能力，考虑我们的投入在哪里能产生最大的价值，来指导我们的资源分配。

    在我国，不少中国公益机构和慈善家的海外公益行动也时常伴随着国内的不解……然而，公益本是善意的表达，理应放诸四海皆准；其次，正如盖茨夫妇的“投资回报理论”，让有限的资源产生最大的社会价值，这也是公益事业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再次，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民间组织“走出去”也是国家软实力的最佳体现。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理事长黄浩明就曾评论道：“中国有话语权、有影响力的社会组织少，与中国作为经济和外交大国的地位不相匹配。”

    Q2：你们花在美国教育上的数十亿美元取得了什么效果？

    A：投资美国教育是因为我们相信教育可以帮助国家和个人通向更好的未来。我们的方法是实践教育领域的创新想法，如果证明成功就鼓励政府去拓展。过去我们尝试了不同的方法，有些颇有成效，但还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效果，我们也在不断学习和反思。

    公益机构与企业、政府的最大不同之一就是往往要承担政府和企业不能也不愿承担的风险，通过反复实践摸索出解决社会问题的创新路径。纵观国内公益机构，创新性有限，项目求稳居多，虽然这其中有资金有限、外部压力等因素，但“试错”是公益机构的使命之一，一味追求短期的影响力会让公益机构失去存在的价值。北京永真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周惟彦接受《公益时报》采访时曾说：“相比公募基金会，非公募基金会本就应该发挥创新的功能，承担更多的风险，勇于超前的尝试和实验。”

    Q3：你们为什么不投资于对抗气候变化？

    A：这是可以依靠市场来解决的问题。基金会的工作专注于利用农业的创新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群应对气候变化已经和即将带来的种种挑战，帮助他们摆脱贫困和饥饿。

    在这一问题上，盖茨夫妇再次阐明了基金会的职责——专注于市场和政府不能解决的问题。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小云助贫中心发起人李小云曾表示，公益就是要弥补政府和市场的缺陷。类似对抗气候变化的全球性问题，政府和市场应是主力军，前者应资助基础研究并制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激励措施，后者应将前者资助的研究成果转化为产品。而公益机构在其中的作用则是以创新手段帮助已经遭受气候变化影响的贫困人群摆脱困境。

    Q4：你们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他人的文化之上吗？

    A:认为自己比受资助者懂的更多的心态会让慈善家们的工作成效大打折扣。我们通过资助当地最具专业经验的合作伙伴来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并确保实施者有最大空间发挥他们的潜力和专长。我们无意于为他人做出选择，而是致力于让人们有知识和能力来为自己做出最好的选择。

    比尔·盖茨认为这个问题实际上引发了一个更深层次的讨论，即公益机构是否真正了解受助者的需求？梅琳达也表示，从盖茨基金会多年的经验来看，站在受助人角度上倾听和理解他们的需求，不仅仅是在价值观上体现对受助人的尊重，更能够让公益项目取得更大成效。玛丽斯特普中国项目主管王龙玺就曾指出：“我们时常会看到目标人群在‘救助’过程中主体性的缺失，弱势群体只能被动接受安排——非残障群体决定着残障群体的事务，成年人决定着青少年的事务，男人决定着女人的事务。”这意味着，许多公益项目从设计上只从捐赠人的动机出发，没有挖掘受助人的真正需求，其承担解决社会问题的使命也便无从谈起。

    Q5：挽救儿童生命会导致人口过剩吗？

    A:历史数据告诉我们，儿童死亡率增高时，出生率也会增高。而当更多孩子能够生存，父母就会倾向于少生孩子。

    公益机构经常会遭受意想不到的非议，盖茨夫妇用这个问题的答案完美地回应了质疑，也说明了一个公益项目背后所需的严密逻辑和它能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力。已故知名统计学家汉斯·罗斯林教授的研究成果显示，当有足够多的儿童能活过5岁，并且母亲们可以自行决定是否生育和何时生育的时候，人口数量便不会上涨，反而下降。在人类历史上，多个国家都先后验证了这个趋势。而当一个国家有足够多的儿童活下来，就会出现这一代人的数量相对庞大，家庭们就会主动控制下一代的人口数量。最终，这个国家就会拥有一批相对充足的劳动力发展经济，而受抚养者相对较少（年长和年幼人群），这是一个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最佳时机，这也正是经济学家口中所说的“人口红利”。

    Q6：特朗普总统的政策对基金会的工作有着怎样的影响？

    A:最大的影响是提议在对外援助上的大幅削减，更广义地说，“美国优先”的世界观让我（比尔·盖茨）感到担忧。我认为，历史已经证明，相比起退出国际事务，与世界紧密衔接更能让每个人受益，包括美国人自己。对于每届政府的政策，我们都有认同和不认同之处，但我们仍需要与政府合作，取得尽可能多的政策性支持，以保障全球最贫困人群的利益。

    非政府组织，作为介于政府与公众之间的重要力量，具备着一项重要功能——反映公众的利益需求，为政府有关部门公共决策提供参考和咨询，影响公共政策制定。在我国，此前影响公共政策制定较多的为环保领域的社会组织。而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动社会治理中心向基层下移”，强调要“发挥社会组织作用”，这为广大的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创造了有利条件。

    Q7：你们为什么要和企业合作？

    A:健康和农业领域的创新使世界上富裕地区人们的生活质量得到提高，我们认为穷困人群也应同样从其中受益。这些创新往往来自于私营部门，但企业的投资需要回报，这意味着他们为全球最贫困人群解决问题的动力很小。我们试图改变这个局面，鼓励企业聚焦一部分知识和技术在贫困人群的问题上，但与此同时不会一直亏本。

    公益与商业的结合是时下国内公益领域讨论的热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力投资、社会企业，这些在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看来，都是商业向“左”的靠拢。而盖茨基金会的做法则是让私营部门看到在贫困人群市场获取利润的可能，以使企业针对社会问题研发创新，并转化为市场产品。

    Q8：你们有如此大的影响力，这公平吗？

    A:我们的确拥有很多财富，也的确可以利用这些财富影响很多决定。我们希望不遗余力地发挥影响力，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让世界变得更加公平。

    慈善在某种意义上是企业家对于自身财富和影响力的理解和智慧。盖茨基金会的最大捐赠人、“股神”巴菲特就曾这样说道：“慈善已经不仅仅是慈善，也是财富管理的方法。”2016年7月，《福布斯》一篇文章认为，中西方慈善鸿沟或源自企业家对待财富的态度存在巨大差异。“西方大多数企业家自认是财富的管理者，而中国企业家将自己视为财富的主人或所有者。中国企业家需重新思考对待财富的理念，还需要发展家族慈善文化。”

    Q9：你们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如何处理？

    A:我们有共同的价值观，在大事上方向一致，在战术上偶有分歧，也总会关起门来讨论和解决这些分歧。我们互相欣赏和尊重对方的兴趣和能力，发现和学习对方的优点。无论在家庭还是工作上，我们都是很好的伙伴。

    作为公益机构的领导层，拥有高度一致的价值观和使命感是毋容置疑的。但随着机构和外部环境的发展和变化，公益机构应该定期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战略规划，制定具体的实现策略。在这其中，理事会应该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但正如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评价中国基金会这一类机构时所说，其理事会工作提升的空间还很大。

    Q10:你们为什么捐出自己的财富？这对你们有什么好处？

    A:首先，我们所做的工作很有意义。我们从小生长的家庭教育我们要回报社会，这是我们的责任。其次，我们从这份工作中学习新知，乐此不疲。

    这最后一问仍然是对富人阶层财富观的拷问，也应该是每一个以慈善之名参与社会事务的财富拥有者时刻铭记在心的问题。也许梅琳达·盖茨的回答更能让我们一窥盖茨夫妇的内心世界：“我们各自生长的家庭都怀着这样的信念，要让世界变得比你发现它时更美好。也许20年前我们会对财富做出不同的选择，但我们如果选择了另一种生活的话，我们也不会成为现在的我们。这正是我们当初希望成为的样子。”

    （文中所有作答节选自盖茨夫妇2018年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