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文梅

    2017年9月28日，一篇名为《愿您今后多去喝茶唱歌，也常回来坐坐》的文章在公益圈里刷屏了。文中充溢着对同一天正式卸任理事长一职、光荣退休的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段应碧的感谢和祝福。这篇文章发表于中和农信官方微信公众号，文中称段应碧为“一位有责任有能力、可亲可敬的长辈”，尽述他在履职期间的努力和尽责，文章跟帖评论者多为基金会内部的普通员工，他们从不同角度表达了对段应碧多年工作的肯定、赞赏和不舍之情。

    这引起了《公益时报》记者的好奇和兴趣——据了解，段应碧今年77岁，在中国扶贫基金会工作了12年。他究竟是一位什么样的基金会会长，12年的公益扶贫之路，他又给并肩前行的同仁和后辈们带来了些什么、留下了些什么？

    “咱们不按照你那个采访提纲说行不行啊？能不能我自己想说点什么就说点什么？其实我还是不大愿意说个人，个人有什么说头哩？我也不喜欢说‘官话’，就当聊聊天吧，我更多地想说点在公益组织干了十多年到现在的一点个人体会。”

    2017年10月中旬，在中国扶贫基金会段应碧会长的办公室里，他与《公益时报》记者刚一打照面，就用夹杂着四川口音的普通话笑眯眯地“丢”过来这么一句。

    段应碧头发全白，看上去偏瘦，身板却显得很硬朗。他总是还没开口就先“嘿嘿”地跟你笑，话语间始终透着几分从容、睿智和幽默。

    采访中，段应碧跟《公益时报》记者谈起中国扶贫基金会早期的“母婴平安120行动”，该项目不仅是他到基金会工作以后考察的第一个项目，也让他真正意识到公益组织在现代社会治理体系中不但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而且对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谈到中国扶贫基金会对贫困大学生的资助帮扶时，段应碧给《公益时报》记者讲述了当年自己是如何靠着信用社资助的八块钱上初中的故事。

    “那一年，我跑到县里去考初中，没想到还真考上了，当时我们一帮同学就我一个人考上了。考上之后恼火的事情就来了，上初中要交八块钱——六块钱的伙食费和两块钱的学费，我去哪儿找这个钱哩？那天我的老父亲就领着我去卖猪。走到半道上碰见我们村的一个农会干部，他就问我们干啥去，我们说去卖猪。他很奇怪：‘咋这个时候卖猪？’因为那时候农民养猪一般都是等着到年底杀年猪去卖的。我老父亲就说没办法，娃娃要读书，没钱，卖了猪才好凑钱。这位农会干部听闻后，现场写了张字据，又从另一个口袋掏出一盒红色的印泥，让我们按个手印，说这钱信用社借给我，然后当场就把八块钱给我们了。”

    这段经历让段应碧终身难忘，这也成为他后来不遗余力地支持农村小额信贷项目的动力。但他说，离任前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让政府和业界真正认识小额信贷的作用，没能为同事们打开工作局面打个好基础，这件事最让他挂心。说到此处，段应碧的眼圈红了。

    谈到如何看待中国未来的公益之路，段应碧认为，其实每个人都有爱心，但当下中国参与公益的人还是少数。虽说现在年轻人生存竞争激烈，都要忙着挣钱过日子，但也不能光顾着自己眼前的这一亩三分地，人的一生还是要做点有意义的事。

    “就拿我来说，我自己也知道，我的人生也快走到了终点，即将到达彼岸，但我自己觉得在中国扶贫基金会的这12年很有意义，因为我还是为社会做了些好事和善事。我在这里一不拿钱二不领取啥报酬，干多干少是一回事，但至少我认真地干了一些事。我这辈子，在工作上为农民、为穷人尽力做了一些事，心还是比较安的。我觉得自己问心无愧。”

    访谈

    实现“全面脱贫”关键在人

    《公益时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作出“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的承诺。根据您在扶贫一线多年的工作经验，您认为三年之后是否能够实现这个目标？

    段应碧：这个目标，我认为是个底线目标，就是说你无论如何必须做到。因为中国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到了2020年我们宣布进入全面小康社会，肯定要给大家一个交代，如果到时候还遗留下很多农村贫困人口，或者还有些农村贫困户明明没有脱贫，却是“被脱贫、被小康”的话，那我们党的公信力体现在何处？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脱贫攻坚不落下一个贫困群众”，说的就是最底线的目标。因为我们强调的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非“基本建设小康社会”。

    从目前的发展现状来看，我认为这个目标可以实现。从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扶贫工作高度重视，采取的措施力度也很大。无论是在重视的程度、投入的强度、工作的力度等方面都是空前的。从前几年到现在的数据来看，每年都可以减少一千多万的贫困人口，这个势头当然很好，但要最终实现这个目标，难度也是很大的。

    《公益时报》：您觉得困难可能会出现在哪些方面？

    段应碧：难度最大的就是“深度贫困问题”，难就难在这个地方。比如西藏和四省藏区、南疆四地州、四川凉山、云南怒江、甘肃临夏等地区，造成这些地区贫困的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不光是基础设施差、收入水平低，当地的社会整体发育程度都很低，这样的情况下要完成全面脱贫，难度就可想而知了。

    但是我觉得，不管怎样这个目标还是能实现的，我们还有三年时间。它的实现主要靠两条——

    一个是靠资金，一个是靠工作。钱咱们现在不缺，能拿的出来，最关键的是工作做得要跟的上去。算起来目前咱们的深度贫困人口500多万，从咱们国家的现有力量和能力来说，这不是解决不了的问题。现在我不担心钱的问题，担心的是如何能把工作做到位，包括咱们一线的基层干部如何蹋下心来去努力，把这项工作真正落实好。

    品牌项目和公信力是公益组织立身之本

    《公益时报》：在中国扶贫基金会工作12年间，您认为作为一家公益组织，安身立命、健康发展的根本是什么？

    段应碧：公益慈善组织除了对政府工作的拾遗补缺，还有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促进社会发育，通俗一点就是“传播爱心”。一个社会要想正向的发展，就要提倡一个“善”字，如何把这个“善”字发扬光大，公益慈善组织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

    一般基金会都讲“筹资规模”、“受益人口”，我们基金会还要加一点：“参与人数”。过去公益筹资光是盯着那些老板，好像普通老百姓就没事似的，扶贫基金会在这方面还是做得比较好的。

    据我们的统计，每年我们基金会募捐所得的占比中，普通民众那种十块、八块的捐款分量不小，占了40%以上，捐款额度将近2个亿，差不多是我们年度总筹资的一半了。在我看来，那些身家几十个亿的老板捐个几百万，和那些退休工资也就2000、3000块钱的工人捐出的十块钱，慈善之心是一样的，同样值得尊敬。

    在基金会工作中，我觉得有两个关键点：

    第一就是要有品牌项目。你不能凭会长的人脉关系去筹资，而是要靠你做的项目去筹资。你的项目做得好，有真实的故事可讲，能够感动别人——这样的筹资才是有分量的，可持续的。

    在这个过程中我强调一点：我们不承诺做不到的事情，做不到的事情，你给我钱我也不能要。我们的项目要看得见、落得实，能够真正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人家自然愿意奉献爱心。我们培育一个项目最少三年的时间，从可行性调研到项目落地，这中间需要我们的工作人员付出大量的心血，最终才能够拿出实实在在可行的东西。那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张嘴一说“我们做这个！我们做那个！”

    第二点就是一定要有“公信力”，绝对不能来假的。我坦率地说，我们这些人都是坐在玻璃缸里头的，四面八方都可以观察到你、看得到你，咱们没有保密的事情哩。

    这个东西你怎么保密？我们的账目谁都可以随时来看，你要来假的那是不行的。捐钱的人最担心的一条就是被骗了，自己的爱心钱没有花到实处，这是他们万万不能接受的。比如一个老板，他挣点钱也不容易，他觉得自己成功了，就拿出一部分钱做公益捐助，表达自己的慈善之心。但如果这笔钱一下子没弄好，他心里头是会很难受的。

    比如曹德旺当时给我们捐两个亿，谈好合作要签字的时候，他觉得那些年轻人会不会不大稳妥，就直接提出说“把你们会长叫来签字！”他觉得这个会长年纪也不小了，大小还是个官，怎么也不会乱来。最后我去当面跟他签了字，他才把这两个亿捐了。

    《公益时报》：您去跟曹德旺说了什么，他才把心放进肚子里了？

    段应碧：我去了也不跟他夸什么海口，我就跟他说：“这个事我们能做好！”就是让他放心，让他自己明确捐赠意愿，我们有一套具体的工作方法，能够把它执行好落实好。

    现在我们基金会还会定期让捐款者自己选出一些代表，到他们所捐赠的项目地区进行实地考察，让他们亲眼看看这个事情到底做得怎么样，进展如何，让他们心里踏实。

    分层决策负责制，资历关系靠边站

    《公益时报》：作为一家成立28年的老牌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在内部治理及项目管理这两方面有何独特的经验可以分享？

    （下转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