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美国著名汉学家罗威廉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透过作者贯古通今、纵横中外、详实严密的考据和评析，笔者一睹一百多年前汉口发达的商贸经济及社会组织的成熟，尤其是行会的繁荣，并惊诧于晚清的汉口——一个中国内地城市曾经的行会发展的辉煌。

    汉口缘起于明成化年间（1465年）汉江的一次改道，让这块土地成为汉江和长江的交汇处，于是成为船家锚泊、开展商贸的宝地，大批商人开始上岸建房聚居交易，到16世纪初就达数万户人家。也因此，汉口从未像武昌、汉阳一样，设立过省府、州府和县衙，仅是汉阳县属下的一片土地。

    按照罗威廉的说法：“由于汉口在帝国版图上兴起得相对较晚且突然，中央政府在400多年里一直没有给与它与其城市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行政级别。这样直到十九世纪时，15世纪末采取的临时办法还在发挥作用：汉口不是一个城，而是一个镇。”

    而政府对这样一个新兴城镇的管理，最初是通过设置最低的从九品官职的巡检来负责治安，后来随着其不断快速发展，才开始设立汉口同知、汉口道台这样的专职官员管理，但还不是一级官府。直到1898年，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时才将汉阳县汉水以北部分划为类似于一个县级行政区域的夏口厅，1927年民国政府取消“厅”，设立“汉口特别市”。按照罗威廉的考证和推算，汉口的人口（包括流动人口）在19世纪初就已达到100万，1850年后更是增长到150万左右，而同期世界只有伦敦和巴黎人口超过百万。但就是在这样一个世界人口第三、以“九省通衢”商业流通著称的东方大都市，以其低于县一级的行政管理，给社会赋权，孕育并发展了强大的经济和社会组织。

    罗威廉评价：“汉口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与封建社会晚期势不可挡的商业力量相结合，形成并维持着一个卓越的商业都会，一个代表着在接受欧洲文化模式之前、中国本土城市化所达到的最高水平的城市”。

    罗威廉在书中分门别类地梳理了汉口商业贸易的几个最大行业的发展历史，如盐贸易，茶叶贸易，钱庄与金融、药材、木材等。他从这些行业的发展渊源，商业模式演变，尤其政府对这些行业管理方式的调整及税收征管的变迁，探寻官僚和商人如何形成合作、互动和共赢关系，探究了汉口商业繁荣和社会组织高度发展的缘由。

    罗威廉得出结论是：“在19世纪的汉口，引导社会和经济生活最重要的因素并不是地方官府、士绅派系、家族或个别豪强巨头，而是经常在西方著作中成为‘行会’的协会组织”。清末汉口鼎盛时期有一百多个行会，从称谓上来看，有行、帮、公所、会馆等多样化的名称，他们当中既有地缘性的组织如会馆、同乡会，还有更多业缘式的行会，如米市公所、茶叶公所、钱业公所、纱业公所、布业公所、铜业公所、皮货公所、油业公所及木材行会、药材行会等。

    他概括这些行会组织主要有四大功能：文化功能、商业功能、团体功能和社会服务功能。

    通过对汉口最为突出的紫阳书院和山陕会馆的案例介绍，罗威廉得出结论，“早在19世纪初，行会及其他民间力量就已经担负起社会协调与社会福利功能”，“经济领域中商人集体自治的不断增强，在非经济事务方面商人越来越多的承担起官方或半官方性质的责任”。

    （作者系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副理事长）

    ■ 刘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