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改革开放到发展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用了30年的时间，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在一定体制上的优越性；另一方面，在过去10年中，有体制背景或借助体制背景的公益组织，凭借其链接的体制资源和平台，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和创造性，以社会化手段，成功动员、整合资源，更高效地找到社会痛点、解决社会问题。

    众所周知，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财富积累的速度在不断增长，企业家开始思考财富的意义，开始积极关注和参与社会事务。2008年以来，我国的社会捐赠总量一直维持在每年1000亿元左右，这一数据和公益事业最为发达的美国相比，大约占美国的二十分之一；同时，我国的捐赠总量中企业家和企业捐赠占据绝对位置，在这1000亿元中，来自公众的捐赠占比仅为7%，而美国来自公众和家庭的占比是70%~80%。

    美国社会历史不长，早期移民众多，相互帮助和构建共同社区是美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宗教、财富分配观、志愿者精神等文化都驱动公众参与公益，公益事业以公众和公益组织为主体，政府在其中扮演倡导与政策兜底的角色，这与我国的公益实践有着很大差异：虽然我国自古就有济人危难、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但是受体制影响，我国公益事业的起步是以政府主导的公益组织为主，我国公益组织发展迅速。

    今天，我们的社会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尤其是在计划生育政策和城市化进程的影响下，人民结束了原来的宗族生活，无论是城市还是发生巨大变化的乡村，都给公共管理和社会治理带来一系列挑战，引发新的扶贫、救灾、环境保护、教育等问题，摆在了社会治理者的面前。在新的“社区营造”潮流之中，我们更需要不断创新。

    公益不仅是解决一顿饭、救助一个孩子，更重要的是如何发动公众参与社会事务。我国与西方国家的体制、机制不同，公益事业的发展路径和运转机制也不尽相同，需要我们在充分尊重历史的前提下，动员体制优势的前提下，不断打开思维边界、不断创新。

    “中国公益新势力”的“新”是创新的新，这种创新是建立在分享精神和利他思维基础上的、不受思维局限的一种突破。我们不要改变受助者的生活，也要改变自己，我们需要创造新的动员方式和规则来参与社会事务，需要整合一切可以整合的力量——包括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专业社工、志愿者等，不断打破所谓的行业边界，运用一切可运用的资源，寻求问题解决之道。

    有目共睹，专业社工力量的崛起值得关注：在以政府购买服务为主体的机制下，十年时间，我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总量达到80余万人，发展了6000多家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成立了590多个社会工作行业组织。

    可以看到，在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只要找到了符合我国国情和社会需求的路径，缔造奇迹所需要的时间越来越短。有充分理由相信，在社会组织的蓬勃发展下，在各行业融合创新的互动下，中国公益将迎来大众参与的黄金时代，社会问题将会得到更有效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