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为华人，中国慈善家和美籍华裔慈善家是否具有相同性？他们都是谁，他们的捐赠趋势、动因和兴趣是什么？如何鼓励并加强这类慈善行为？存在何种障碍和挑战？社会组织应该如何与他们沟通？

    9月21日，亚洲协会香港中心，“全球华人慈善行动”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初步回答了这些问题。

    基于对35位中国慈善家和29位美籍华裔慈善家（2008年至2014年期间至少三年平均捐赠高于100万美元）的调查分析，报告指出：

    他们在某些领域拥有相同的捐赠兴趣，包括高等教育、医疗健康和环境保护等领域。其中，教育最受双方关注，很多最为显著的捐赠就是捐给了各大高校。

    他们在与政府部门合作方面则存在不同。对中国慈善家而言，与政府合作非常普遍，尤其是在赈灾扶贫或促进教育发展方面。而在美国，与政府建立合作关系的案例相对较少，仅有少数慈善家开展过与政策教育相关的活动……

    他们捐赠了多少？

    报告显示，中国和美籍华裔慈善家的慈善捐赠都发生了巨幅增长。

    中国慈善行业正在飞速发展。根据基金会中心网数据，2006年至2016年，中国基金会数量增长了430%。增长的主力军是非公募基金会。2006至2016年期间，公募基金会增长率仅为123%，而同期非公募基金会增长率高达1057%。

    2014年，所有非公募基金会中，老牛基金会慈善捐赠支出最多，共计1.86亿余元。由曹德旺创立的河仁基金会是中国目前资产规模最大的非高校教育类非公募基金会。2015年，其净资产高达28.3亿元，约合4.64亿美元。

    2016年，《慈善法》的通过实施，将加速这一进程。“《慈善法》实施的这一年是继汶川地震救灾之后又一个捐赠高峰年份。大家最近正在探索慈善信托等新捐赠方式。”深圳国际公益学院院长王振耀强调。

    美籍华裔慈善家的捐赠在2000年以后也呈现大幅增长态势。

    目前，全美共有近1300家华裔基金会，2000至2014年期间，华裔基金会数量增长了418%。相比之下，美国所有基金会数量仅增195%。

    鉴于此巨大增长，可见华裔基金会主要是集中在近十年里创建的，超过80%都是于2000年之后创立。

    共有四家华裔基金会资产超过1亿美元，包括唐仲英基金会、戴氏基金会、陈馨祥家庭基金会以及程延焯基金会。唐仲英基金会是美国最大的华裔基金会，总资产超过3.46亿美元。

    2014年，美籍华裔大额捐赠总额超过4.92亿美元。与2008年的9900多万美元相比，上涨了近5倍。高等教育是收到慈善资助最多的领域。

    他们为什么捐赠？

    只有了解慈善家的捐赠动因、捐赠目的，才有可能与慈善家展开对话。报告指出中国及美籍华裔慈善家捐赠主要受行业兴趣（如教育和医疗健康）的推动。

    华人进行捐赠有很多动因，“我们的善财的基因。也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也有佛教关于财布施的影响。”王振耀表示。

    报告也验证了这一点。报告显示，对中国慈善家而言，行业兴趣、实用性和从属关系均为常见的激发慈善捐赠的主要原因。

    中国慈善家通常对一些主要领域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如教育、扶贫、赈灾、环保以及慈善行业发展等。

    在考虑从属关系时，家乡、母校和宗教信仰（尤其是儒教和佛教思想）的影响较为常见。家族关系也被提及，但通常都是为了培养下一代慈善家或确保下一代的财富传承。

    还有一些中国慈善家也提到了比较务实的捐赠原因，包括企业社会责任感、与政府机构合作以及提升员工敬业度。其中一些慈善家还将遵从政府规定、与政府及社会和谐合作等主题融入到了公司的宗旨使命之中。他们也提到了致力于建造更强大的社区。

    就美籍华裔慈善家而言，最常见的两个捐赠动因包括行业兴趣和个人隶属关系。经常提及的行业包括教育、医疗健康、青少年、社区发展与当地捐赠、文化艺术。就宗教方面，基督教最常被提及，而佛教和相辅相成的东西方信仰传统对他们的影响也有被描述。

    此外，部分美籍华裔慈善家提到受到了自己父母或祖先慈善行为的启发和影响，尤其是在贫困或战争时期。例如，郑安澜分享了自己儿时在上海母亲对她的影响。虽然出身富贵，郑母总是对需要帮助的人抱有强烈的同情心，并常常鼓励儿女尽可能地帮助他人。还有一部分家庭影响则来自于郑女士对其丈夫的犹太文化传统和社区精神的倾佩之情。

    较少情况下，一些华裔慈善家明确表达了希望创造社会影响。一个事例就是致力于解决医疗健康问题的黄馨祥。

    他们如何看待向中国捐赠？

    基于华人的身份认同，在考虑捐赠对象时，中国及美籍华裔慈善家均十分看重种族联系。

    非大陆地区的中国慈善家中，约一半人都提及自己曾出于种族联系进行捐赠。几乎所有来自港澳台地区的慈善家都提到了自己在中国大陆进行的慈善活动。

    基于种族进行捐赠的事例包括高等教育领域的一些捐赠。很多慈善家都表示需要资助中国学生接受全球化教育。随着经济的日益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国也逐渐开始对全球趋势产生影响并受其影响。培养中国的年轻人成为全球化背景下的领袖已是势不可挡。例如，张欣、潘石屹夫妇资助了很多中国年轻人，促进他们造福中国以及全世界。

    三分之一接受采访的华裔慈善家都资助过与自己种族血统相关的项目，或与大中华地区的组织合作过。值得一提的是，超过一半的华裔慈善家都提到与大中华地区、美籍华裔传统或推广中国传统文化保护相关的项目。那些没有明确提及与华人传统相关项目的慈善家主要关注科学技术领域，并指出那些领域的进步将有利于全人类发展，促进理解。

    其中一个基于种族血统进行捐赠的常见领域是高等教育。很多华裔慈善家都优先支持中国学生接受全球教育。例如，冯国经、冯国纶俩兄弟就出资为中国留学生提供奖学金；赵锡成博士一家为纪念赵朱木兰向哈佛商学院捐建了一座高级管理培训中心，培养来自全球各地的学生；段永平和刘昕夫妇向俄亥俄大学进行了大量捐款，以支持中国学生追求传媒领域的职业或进行创业。

    他们如何衡量捐赠产生的影响？

    对于如何衡量捐赠产生的影响，一半中国和美籍华裔慈善家都提及具有可衡量影响的项目。然而，双方都较少表现出主动实现社会影响的意图。相对而言，更多美籍华裔表示希望创造影响，体现出美国慈善文化对影响更为重视。

    报告显示，一半中国慈善家都提到具有可衡量影响的项目。这些慈善家或基金会员工都提及了项目活动的社会成果。很多还对项目的影响进行了收集和记录。

    这些慈善家中，至少有两位慈善家聘用了第三方机构进行独立的项目评估，包括通过控制对比的方式估算影响。例如，曹其真女士和其领导的澳门同济慈善会对自己支持的一项乡村教育项目就进行了影响分析，而由周庆治先生领导的南都基金会也支持了第三方对他们的赈灾项目进行了评估。

    然而，像这样进行严谨的评估的案例还较少，说明慈善家还需更加关注并致力于创造影响，进一步探索与自身愿望和意图相匹配的实践方式。

    一半的美籍华裔慈善家举例提到了具有可衡量影响的资助项目。这样相对而言较高的比例可能源自于美国慈善文化对社会影响的关注，即美籍华裔慈善家和员工比较看重对影响进行汇报。

    美籍华裔慈善家中，至少有两项对社会项目进行独立评估的案例。这些评估包括通过控制对比的方式估算影响。例如，程正昌、蒋佩琪夫妇及他们引领的程氏信托就对所支持的“自我领导力”项目进行了影响评估研究；程延焯信托也对夏威夷地区的PUEO项目进行了评估。像这样相对频繁、为衡量影响而做出努力的事例体现出美籍华裔慈善家相对了解且重视自己所资助的项目产生的影响。

    社会组织等应如何与慈善家合作？

    基于研究结果，报告对相关各方提出了建议：

    对行业专业人士而言，要了解慈善家拥有不同的捐赠动因，以及针对不同的捐赠目的，所适合的组织结构和资助策略也会有所不同。对于注重社会影响的慈善家，可能需要战略规划、监测评估及战略性沟通方面的协助。应建立与新兴中美慈善家的合作关系并增进相互交流。

    对社区型组织而言，应开展与慈善家更有效的交流，从而更好地传达资助社区型组织的紧迫需求。了解慈善家的捐赠动因和预期影响，确保慈善家的兴趣与机构自身使命及能力相符。认识中国与美籍华裔慈善家的增长潜力，探索双方共同感兴趣的项目机会，尤其是高等教育、健康和环境领域。

    王振耀对此表示认同，他说：“这是一个过程。需要双方有一个互相理解和学习的互动。公益组织要尊重慈善家，要理解他们的使命，要善于使自己的项目与慈善家的使命结合起来。”

    对政策制定者而言，应继续制定有助于推动慈善捐赠、鼓励问责制的政策。对中国而言，确保新法律能够简化基金会注册步骤，鼓励使用非现金支付工具建立基金会，考虑行政成本，并优化职责上报过程。

    在尊重慈善家与政府发挥各自独特作用的前提下，探求双方互惠互利、建设性的合作方式。突出有效的合作模式，鼓励注重社会影响。支持数据收集和报告，以推进透明度、问责性和对行业的信心。

    ■ 本报记者 王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