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在安徽北部小城的贺永强，似乎对乡土文化有着别样的情怀，“小的时候，城里的孩子到农村来找我玩，我带他到田野里摘野果子吃，我知道很多好吃的野果子他却不敢吃。但是，他拿给我的一些玩具我也没有玩过，这样我们各自安好，各自有自豪的东西。”之所以发起“爷爷奶奶一堂课”，贺永强是为了“寻根”，希望从本地的文化中来寻找力量，通过当地老人的言传身教，让当地的孩子能像当年的自己一样，对生养的土地产生更深切的爱意，重拾自信，从心理上强大起来。

    如今，他发起的“爷爷奶奶一堂课”项目即将迎来两周年，两年的时间，“爷爷奶奶一堂课”让1300多位老人走上讲台，在全国24个省，298个学校和社区，20多万孩子接受了本土文化和乡土习俗的传承。

    但这些在贺永强看来还远远不够，“我计划在今年年底，走上讲台的老人要超过2000位，开课的城市超过100个。在2018年，全国660个地级市要覆盖一半以上。”贺永强似乎对这一计划信心满满。

    “爷爷奶奶一堂课”经过两年的实践与摸索，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和肯定，贺永强也刚刚因此荣获了“第四届CCTV慈善人物”奖。

    贺永强表示：“爷爷奶奶一堂课是乡土教育的一个便捷入口，但还不是乡土教育的理想模型。它只是一个初级产品，通过这个初级产品去敲开大家对乡土教育价值认知的大门，让大家认识到什么是乡土教育，以此把政府、社会、学校和家庭的力量聚拢起来，把大家的心灵打开，形成一致的价值观和行动的合力。”

    文化的意义在于

    找到自身的尊严

    《公益时报》：获得第四届CCTV慈善人物有什么感受和感想？

    贺永强：没有太多的兴奋，更多的应该还是感到更大的责任和各界对自己更高的期待，这个奖是对“爷爷奶奶一堂课”的肯定。

    两年前在做乡土教材时，乡土教育还是一个很小众的东西，仿佛是一脚踏进了一块不为人所知的领地。那时候，我希望搜集一些关于乡土教育的理论体系、实践经验以及相关案例，但在中文的互联网里能搜索到的信息却寥寥无几。经过两年的努力和尝试，能够让获得这样的奖，说明了乡土教育本身的价值，这种肯定会让更多的人和资源投入到这个领域，也一定会让乡土教育事业获得更加快速的发展，这才是我最开心的。

    《公益时报》：“爷爷奶奶一堂课”即将迎来两周年，通过两年的实践和探索，你对乡土教育和乡土文化有哪些新的认知和感受？

    贺永强：我做这个事情的发心聚焦于留守儿童，是从社会需求、自我认知和自我意识出发的。我是一个来自农村的孩子，知道农村的孩子到了一个开放的都市后对未知世界的惶恐不安、自卑和无法融入的焦虑，深怕别人看不起，很难释放和打开自己。这样便制约了他和别人的交往、正常的合作和竞争，这种深层次的自卑就带来了未来发展机会上的不公平。所以，我希望农村的孩子无论走到哪里，在尊重多元文化的同时，能够树立起自己的信心，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

    最初的发心是希望他们从心理上强大起来，从本地的文化中寻找力量。然而走着走着却发现，越是西部例如云南、青海等经济欠发达地区，对乡土教育价值的识别和接受程度反而越低。相反例如珠三角、长三角等经济较发达的地区，特别认可“爷爷奶奶一堂课”这种乡土教育、社区教育的意义和价值。这让我觉得和当初出发的方向和初衷不一样，但后来我理解了。

    首先，从需求层次上来说，那些地方还在解决一些很基础的问题，教育部门还在从硬件上考虑基础教育均衡发展，乡土文化不是他们急需解决的事情。

    其次，在欠发达地区，老人的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相对可选的范围就会很窄。他们既识别不出需求，也很难发现其中的价值的话，就会产生很高的沟通成本，推动速度会也非常慢。

    最后，经济较发达地区，教育上已经在追求更高层次的东西。比如，我家孩子原来在北京读书的时候，学校有来自政府购买服务的经费，每周都会安排诸如捏泥人、抖空竹等一些具有北京城市文化的课程。或者集体出游去北京科技馆等地方，让孩子了解所在城市的文化。这种政府购买服务目前在青岛、上海都已开始实施。

    在贫困地区推广很困难，我觉得仅仅从服务上还不能解决问题，还需要大力倡导。未来我们计划做一些关于乡土教育价值的倡导类活动，把较发达地区行之有效的优秀乡土教育分享给欠发达地区，促动他们更加重视。

    《公益时报》：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乡土教育，你觉得这和国家大力提倡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吗？

    贺永强：任何一个公益项目的设计，包括“爷爷奶奶一堂课”在内，在做项目设计研究的时候，国家政策是必须首先要考虑的，包括文化环境、历史、现状以及未来的可能的，必须将其放在第一重要的位置。

    爷爷奶奶一堂课这两年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有大环境的推动，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是因为民间的这种推动，也会反过来影响了大环境的生态，它是一种交互的。目前，很多地方政府出台了地方文件要求在当地推广“爷爷奶奶一堂课”，这样就形成了一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合力。

    《公益时报》：“爷爷奶奶一堂课”之所以在两年内发展迅速，有哪些可以分享和借鉴的经验？

    贺永强：我觉得核心有两点：第一，一定要立足于需求，不管是公益产品还是商业产品，都要研究用户的需求，这是根本，也是最基础的部分。

    第二，给各方都要有价值和成就感。要想让别人一直支持你的项目或产品，必须要清楚他的动力是什么，必须要从价值供给方面来考虑。比如学校为什么愿意让我们的项目落地，你要考虑到学校校长、老师有什么诉求，是否有机会评个特色学校？他们的孩子在学了本地文化以后是否会有演出的机会？老人授课以后是否会在社区里有一定的知名度。

    有了这些考虑以后，将其呈现出来才有可能吸引他们持续的参与。通过价值供给建立关系，形成价值的共同体，只是第一步，而经过久而久之的共事便会形成一种可以忘掉价值而升华到价值观的共同体关系，这是事业发展的基石。

    《公益时报》：两年前采访你时，你计划将“爷爷奶奶一堂课”做成规模化，并提出“自营店”、“加盟店”的概念，目前是什么情况？

    贺永强：所谓“加盟店”是我们的一个品牌授权，我们对有意愿在本地执行爷爷奶奶的一堂课的公益机构同仁进行培训，告诉他们如何来操作、从哪里找资金、怎么找老人、如何组织活动、怎么组建团队，找到老人之后怎么培训等，在具备了这个能力后，就可以在本地用“爷爷奶奶一堂课”这个项目品牌来开展工作。

    之所以去分享技术和品牌，是因为我们认为一家机构做大是不足以发展这项事业的，要让这项事业做大必须要分担责任、分享价值。

    如今的全国各地的爷爷奶奶一堂课大部分都是“加盟店”在做，他们的创新能力甚至超过了我们“自营店”本身。他们对于课程的开发能力很强，完全立足于本地的文化。

    “爷爷奶奶一堂课”的课程内容设置是“10+X”的模式，十堂规定课，如族群历史、我们的母亲河，再加上X堂有当地特色的课。X的部分如今被“加盟店”设计的精彩纷呈，十是我们创立的，X是由当地来创新。我觉得这样特别好，要给他们一定的开放性，这样他们就不是去完成一个设定的任务目标，而是创造性地去工作。

    截至目前，我们所覆盖的24个省100多个城市，只有几家是“自营店”做的，90%以上都是“加盟店”在做。而我们的“自营店”目前只有5个人，主要负责对加盟店的培训和管理，这样的方式能够把大家的力量发挥出来。

    搭建乡土教育大平台

    《公益时报》：“爷爷奶奶一堂课”在政府层面的推动如何？

    贺永强：现在各个地方伙伴的资金来源80%都来自于政府购买服务，尤其是创投，不再是发起时完全依靠公众筹款，所以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比较大的推动。

    《公益时报》：如何让“爷爷奶奶一堂课”做到可持续？

    贺永强：爷爷奶奶一堂课是乡土教育的一个入口，而不是我们的终极产品。我觉得它是一个敲门砖，通过这个产品去敲开一些门，让人们认识到什么是乡土教育。

    “爷爷奶奶一堂课”有两个价值，第一把门打开。第二通过“爷爷奶奶一堂课”在全国网络的发展中形成一个全国乡土教育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推出一些新的产品，包括跨地域的文化游学。比如你的孩子除了了解北京的本地文化，还想去安徽看看黄梅戏、看看黄山，了解徽派的历史人文，这已经是家长提出的十分显性的需求。

    这是其中一个方向，只要是有需求的就值得去尝试，目前已经在制定方案中。同时，我们还会做一些出版物，也可能是乡土教材，形式还未设定，比如绘本之类的。

    我也计划和禾邻社这样的专业乡土教育机构合作，借助他们的优势资源，在同一个平台上一起做产品创新。总而言之，“爷爷奶奶一堂课”在我的总体设计里面它是一个初级产品。

    《公益时报》：“爷爷奶奶一堂课”如果说是初级产品，那么你的整体设计又是怎样的呢？

    贺永强：公益改变的是人的生活方式。未来，我希望通过新媒体和诸如移动互联网这种方式，或者更智能、更信息化的终端，比如，以当下能够理解的技术来想象，即：拿起手机来就可以找到身边有趣的历史、人物、故事，有趣的且有文化的吃饭的地方。

    微信上现在有身边的“小程序”，未来可以有你身边的文化，你身边住的民宿，你身边有趣的故事、传说、老人、文化、各种文化艺术形式，包括你到任何一个地方去，都能够以文化作为切入点，让你去了解一个地方。

    对于孩子来说，这会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平台。对于年轻人来说，会是一个升级的消费平台，更加具有文化体验，会形成消费模式上的创新。已经有投资人找我们探讨合作的可能性，但在我们的计划中，目前仍然是扎实做好基本面的工作，就是让孩子受教育、老人得尊重，文化就传承。

    《公益时报》：“爷爷奶奶一堂课”接下来有什么规划？

    贺永强：在规模化方面，计划在2018年上半年全国660个地级市能够覆盖一半以上。在讨论一个产品的时候，100个用户和200个用户可能是不同的产品，产品思维就不会大相径庭。目前爷爷奶奶一堂课的发展还远远不够，我希望它有更大的范围，扎实有效地服务更多的人群，以后我们再基于更大的范围基础上去探讨它的可能性，那可能才是我们的未来。

    ■ 本报记者 李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