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文梅

    “烟害它不像传染病这类疾病的危害，会在短时间内造成很大的社会影响，所以人们对于烟害的这种切肤之痛是没有的。等到啥时候中国所有暴露于二手烟的人都愤怒了，控烟这个事情可能就好办了。”

    8月29日，在位于亦庄经济开发区天宝园“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简称“新探”)一栋简陋的办公室里，该中心常务副主任吴宜群对《公益时报》记者这样说。

    当天接受采访的两个多小时里，吴宜群谈话间一直间歇性地咳嗽。她说自己近年来身体状况已不如从前，但每每说到“控烟”，吴宜群的嗓门又立时不自觉地高亢了许多，如果只听声音，谁会想到这是一位已经72岁的老人。

    “我跟你说，现在青少年吸烟的问题其实很严重的，国家一定要重视!不控烟，意味着中国人的健康陷进了‘雷区’里啊!”

    吴宜群曾经是中国血铅研究领域的顶尖人物，因为“儿童铅中毒防治”而得到美国颁发的维诺·霍克纪念奖。

    2001年，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成立。吴宜群觉得这个机构的成立意义深远，未来将要做的事情必定丰富厚重，她决定将自己的后半生与“新探”的事业连接在一起。那一年她56岁，是中国预防科学院的副院长。

    这个决定改变了她此后的生命与生活。吴宜群认为这些年“控烟战斗”一路打下来，一些媒体记者对她从陌生到熟悉，从误会到了解，甚至有些还成为了她的“铁杆朋友”，皆源自她真诚待人。

    在控烟问题上，吴宜群眼里不揉沙子，从来不管对方是谁。早在2007年，吴宜群就和由黄晓明主演的《新上海滩》剧组“交过手”。

    “许文强从北京到上海的第一个镜头就是抽烟;许文强去给冯程程买定情礼物时受了伤，嘴里居然还叼着烟；最后一个镜头，丁力将一颗子弹射向他的时候，他还在抽烟……”吴宜群一口气罗列出她在那部电视剧中搜集到的“吸烟罪证”。

    她将片中所有抽烟的镜头剪辑成了一个短片，里面写了句网友的话：“《新上海滩》是一部吸烟的教唆片”，并通过媒体转达给该剧组。该片导演高希希闻讯后表示：片子里面吸烟的镜头是多了一些，以后会注意;男主角黄晓明则回应：本来我不会抽烟，为了表演这个角色，我在片场抽烟抽得都要作呕。

    吴宜群说，这件事让她多少有点小小的成就感，起码引起了影视剧创作者对剧中吸烟问题的关注。

    真正让吴宜群对抽烟深恶痛绝，是她的母亲因为严重的肺心病离世。

    吴宜群的母亲平时就抽烟，后来由于哥哥生病，她母亲抽烟的次数就更频繁了，说是“解烦。”吴宜群回忆说：“那时她经常开着窗户，一面呆呆地望向窗外，一面使劲抽烟。这个时候任何劝导对她都无效，但凡一说这事，她就会用‘我又没有抽你们的，我抽的是你爸爸的退休金’这句话怼我们。”

    “我母亲住院仅五天就去世了，我简直无法相信，生我养我的母亲霎时就消失了，我都要崩溃了。从那以后我更加痛恨抽烟，我觉得我母亲多病的身体和临终前的痛苦多半是被烟害的。”

    这让吴宜群愿意为控烟投入更多热情和坚持，从而让更多的人免受烟害。

    在她和同事们的多年努力下，原本名不见经传的“新探”成长为国内知名的民间控烟组织。他们呼吁无烟影视，得到了国家电影电视主管部门的肯定回复;他们恳请民政部将烟草企业从“中华慈善奖”名单中去除，得到民政部认同;他们成功说服上海世博会组委会、第十一届全运会组委会退还烟草公司捐款;他们说服科技部让烟草科技退出“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评选;他们四处奔走，希望立法通过“禁止烟草企业冠名希望小学和贫困助学金”，并将四川的若干所此类希望小学头上的烟草冠名成功拿掉……

    吴宜群自封“控烟愚婆”，她说：“烟草业再怎么跟我折腾，我不伤心，因为烟草业的利益和公共卫生政策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某种程度上讲，烟草业本来就觉得我们是对立方。但最让我伤心和想不通的是，最该支持我们的，人家不支持。”

    不过，她并不喜欢被人称作“堂吉诃德”或者“控烟斗士”。“我并不是一个喜欢与风车作徒劳斗争的人，我是一个搞科学研究的人，我更愿意通过理性科学的方式，把公众应该知道的真相和道理告诉他们。”吴宜群如是说。

    对话吴宜群

    控烟11年成果有，问题也不少

    《公益时报》：WHO《烟草控制框架公约》2003年诞生，2005年中国签约，后经过人大常委会批准，2006年1月开始生效，11年过去了，效果如何？

    吴宜群：总结来说，成果还是有的。比如烟草监测，中国成人吸烟调查、青少年吸烟调查，至少我们弄清楚了中国近年吸烟流行趋势究竟是降还是升。

    城市无烟环境的创建和地方城市的立法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北京表现最好，上海和深圳也不错。新的《广告法》的诞生，如果能严格执行，中国基本上可以全面禁止烟草广告。

    但问题同样存在不少，有些是多年来老生常谈的。比如烟包的警示标识问题，我们至今连曙光都未见，图形至今上不了烟包，仅有的警语内容都不达标。

    另外，戒烟服务不够完善，戒烟门诊在国内各医院并不普及，许多人不知道烟草依赖是一种慢性成瘾性疾病，应该寻求医疗帮助。控烟的成效，体现于戒烟需求的提高。戒烟服务的完善，可以促进和巩固戒烟的效果。可是将戒烟药物纳入医保，喊了好几年，一直没有实现。

    我们建议全面落实《广告法》，严格监管。针对烟草业的“擦边球”，立法和执法监管机关应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加大对烟草广告的监管和执法力度。需明确在所有的公共场所和大众媒介包括烟草销售点和网络媒体禁止烟草广告，推销烟草;禁止烟草业以企业社会责任或慈善名义的赞助活动，特别是针对女性、儿童和青少年的烟草促销和赞助活动。

    我们呼吁将戒烟纳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不断提高戒烟服务的可得性和易得性。完善由简短戒烟服务、戒烟门诊和戒烟热线构成的戒烟服务体系，使有戒烟意愿者得到戒烟帮助，切实做到戒烟干预融入日常的诊疗服务。

    目前我国控烟形势仍然很严峻。成年吸烟人数差不多3个多亿，13-18岁的青少年吸烟人数大约1500万，还有7.4亿人正在受到“二手烟”的危害。11年控烟之路，相比其他进步显著的国家来说，我们现在其实很尴尬。

    《公益时报》：你认为中国控烟问题能从本质上推进的关键点是什么？

    吴宜群：中国控烟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履约工作部际协调领导小组的构成有问题，烟草企业的介入阻碍控烟。要想加快履约的步伐，第一条就是要政企分开，在中国烟草业未能实行政企分开之时，国家烟草专卖局应退出八部委履约协调机制。让卖烟的来控烟，必然造成利益冲突。这已成为中国履行《公约》、实施控烟的主要障碍。障碍必须排除。

    控烟缓慢的另一个原因，还有一部分是政府决策者对烟草税的依赖。如果政府决心优先考虑保护公众健康的权利，应当遵照《公约》及其实施准则，采取强有力的行动，不折不扣地落实系列控烟政策，运用价格、税收、法律等手段提高控烟成效。

    两次参加控烟缔约国会议的难忘经历

    《公益时报》：2008年和2010年，您先后两次参加了WHO《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那两次经历按你的话说是“终身难忘”，为什么这么说？

    吴宜群：2008年，我第一次参会。当时很多国家的烟包警示图形都在逐渐上了，中国也同样面临着这个问题。大会中讨论到关于这个问题的第11条的时候，中国代表团的一位代表发言说：“我们不同意修改烟盒图形，中国的烟盒上都是名山大川，都是中国文化的积淀，我们不能容忍这么丑陋的图形放在烟盒上，这是对我们的侮辱。”这位代表说的这些话，换来的不是掌声，是当时坐在台下的很多代表的嘘声。

    当天晚上出席会议的非政府组织要对出席会议的缔约方组织进行评奖，要评出哪个国家表现最好、哪个最次。最好的授予“兰花奖”，最次的给一个叫做“脏烟灰缸”的奖。当晚与会者一致举手，“兰花奖”授予了新西兰，“脏烟灰缸”奖给了中国代表团，当时这个“脏烟灰缸”奖的颁奖词是这样说的：“只要漂亮烟盒，不要公民健康。”

    2010年11月，我第二次参会。这次要讨论的实施准则的重点在于《公约》第9条和第10条(烟草制品成分管制和烟草制品披露的规定)。

    正如当时媒体报道的，20人组成的中国代表团是所有缔约方代表团中最为庞大的。这20个人里面有5个人来自国家烟草专卖局，占代表团人数的1/4。众所周知，国家烟草专卖局就是中国烟草总公司。

    那次会议的当晚，这届大会的“脏烟灰缸奖”授予了代表团队伍中混有烟草业人员的缔约方，理由是他们违背了《公约》第5.3条的精神，因为《公约》第5.3条及其《实施准则》告诉我们，烟草业的利益与公共卫生政策之间存在根本的和无法和解的冲突，各缔约方应采取行动，防止受烟草业的商业和其他既得利益的影响。我不敢说中国代表团这次又独得了这个“奖”，但说他们又一次出人意料地“分享”了这个奖项，是不会有误的。

    当时我是一个没有投票权和话语权的观察员，是以非政府组织成员的身份出席会议。这两次参会的经历和感受其实都一样，酸甜苦辣，五味杂陈，终身难忘。这也是后来我都拒绝参加每2年一次的缔约方的会议的原因。

    “新探”在控烟中轰出些声响就算值了

    《公益时报》：“新探”成立至今16年有余，在中国控烟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你觉得这其中内因与外因的作用孰重孰轻？

    吴宜群：这些年我们一直与两会的代表和委员保持着良好的联系，请他们在两会上发出控烟之声。这中间特别难的一点就是，你如何找到特别关注和支持控烟、又能愿意提交控烟建议的代表委员。

    志愿者队伍的日渐壮大也让我们的控烟工作更有勇气和力量。譬如上海一个金融专业的学生，他在课余给我们发来澳大利亚和泰国的烟包，正反面的文字还特别做了中文翻译，尽他所能的帮助我们。现在他已经是我们志愿者队伍中的一员了，还有不少像他这样的大学生在网络上经常帮助我们发布控烟的宣传贴。

    控烟得到了法律界的大力支持。如消费者协会及许多律师事务所的大律师们在对烟草业的投诉和诉讼方面给予我们大力的支持，有了法律的后盾，我们做事情心里更有底。

    《公益时报》：“新探”目前面临的实际困难有哪些？

    吴宜群：“新探”目前专门投入做控烟的工作人员十余人，这期间人员流动性很大，因为既不能给人家进京户口，也没有丰厚的工资待遇，再说我们这个机构做的还是一些专业性较强的工作，长期坚持下来对谁都不容易。

    现在我们还有一个机构领导人更新换代的问题。我们这批老人退下去之后，肯定要让精力更充沛、热情更高、能力更强的年轻人来继续做这方面的工作，还要踏实沉得下心，这种人才我们正在寻找和培养。

    目前国内涉及艾滋病的NGO有600多个，但要说到控烟的社会服务组织(NGO)机构，目前也就是中国控烟协会、我们“新探”、再就是云南超轶健康咨询中心等为数不多的几个。

    但即便就是这么几十个人，“七八条枪”，在控烟工作中它能轰出些声音来、能推动中国控烟的改革与进步，也算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