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文梅

    “瞧，崔永元来了！”人群中有人发出低沉又不乏几分惊喜的声音。

    说话间，崔永元已经大踏步地走进了北京101中学大礼堂。已许久未在媒体上公开露面的崔永元，看上去清瘦了不少。他身穿黑色短袖T恤，胸前印着“爱飞翔”几个醒目的字样和LOGO，深色长裤，脚穿黑色休闲鞋，鞋上缀着的一条设计感很强的金色小拉链刚好冲淡了他当天一身黑的沉闷和厚重感，显出几分洒脱和随意来。

    2017年8月5日，由北京市永源公益基金会、老牛基金会联合主办的2017爱飞翔·乡村教师培训活动开班仪式在这里正式拉开帷幕。

    参加培训的136名乡村教师来自内蒙古、湖北、湖南、四川、浙江、福建等6省区的国家级贫困县，把当天的101中学礼堂里坐得满满当当。

    《公益时报》记者与崔永元的对话，从永源公益基金会走过的四年历程聊起。记者原以为会听到许多故事，没想到崔永元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们走过的这四年，很平常，也很正常。”

    记者告诉崔永元，他今天的精气神看上去很不错，好像黑眼圈也没过去那么严重了，他笑笑说：“抑郁症已经走出来了，恢复得很好。现在主要是心情好，还有正事干。”

    最高级的公益是生活方式

    《公益时报》：永源公益基金会已经成立四年了，你如何总结基金会走过的这四年历程？

    崔永元：首先，我们有一个基本理念，就是不像其他基金会一样重复地做一件相同的事，而是通过具体的活动去做“现代慈善公益”的尝试。比如“爱飞翔”是为了培养乡村教师，但这个项目对这个城市有多大的影响、对市民有多大的影响、对参加活动的志愿者有多大的影响，我们对这些影响力的关注度和对乡村教师的关注度是一样的。

    第二，在筹款和筹措方式的协作方面我们也做了好多尝试。过去，就是厚着脸皮，一家一家登门去跟人家要钱，然后每天晚上数一数，谁家钱给得多，就认为这家人好；谁家钱给得少，就觉得他不地道；从谁那里没要来钱，就这辈子再也不想跟他打交道。后来慢慢地我们理解了公益慈善的真谛，它不是用钱多少来衡量的，就是每个人都力所能及、发自内心地提供服务，让它日常化、生活化，这才是慈善公益的最高级。这个比过去拿捐款额多少来衡量的效果要好得多。

    《公益时报》：基金会四年来也碰到过挫折或危机吧？

    崔永元：如果说我们发展中遭遇过所谓的“危机”，那就是方舟子和我因为“转基因问题”的争论而给基金会泼了很多脏水。他说我们基金会运作存在很多不规范的行为，甚至说我个人贪污了基金会的两千万，这事惊动了民政部、北京市民政局，甚至中纪委的中央巡视组。上面派人把我们的账查了个底儿掉，查完的结果是，今年我们获得了北京市民政局颁发的5A级社会组织证书，证明我们经受住了考验。

    重量级理事更在意创新

    《公益时报》：我们知道，理事会构成对于一家基金会的健康发展来说至关重要。永源公益基金会理事会构成有哪些特质？他们带来了多大的支持和帮助？

    崔永元：我们理事会的成员说出来都很吓人，每一位理事单拎出来说都是重量级的。冯仑、江南春、王振耀……这些都是高级别的理事，他们不满足于“募集多少钱”或“培训多少人”，每年开理事会的时候，他们更愿意听到的汇报内容就是又做了哪些创新，这种创新是否能带动慈善公益界的一部分人共同行动。

    《公益时报》：像冯仑这样知名的商人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崔永元：冯仑根本就不是商人，他哪里是商人？当年“万通六君子”在海南创业的时候，冯仑一个人承担了所有债务，直到2005年才还清，这事儿没几个人知道。这让我肃然起敬，这才叫“大哥”！我觉得好就好在我认识的商人是冯仑这样的，要认识的是别的商人，还不定怎么着呢。

    冯仑老教导我说：“你都过50岁了，以后干事就别冲着名啊利啊、钱啊权啊什么的，更别让这些东西影响你，一定要奔着乐趣去做。不管干什么事，哪怕是擦地板，你也要想，有没有一个新的办法把它擦得干净又彻底，这里面就是一个乐趣所在。”我觉得他的话还是有道理的。

    《公益时报》：目前永源公益基金会的善款募集渠道主要有哪些？方式如何？

    崔永元：我们过去筹款的时候就是两种方式，一个是认识你，跟你要钱；再就是办一些慈善拍卖，召集很多明星，拿来很多东西。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恨不得全都给我捐助过东西。我们把这些东西拍卖出去，拿回来这个钱做公益慈善。这些做法其实越来越难，要知道经济形势也是忽好忽坏，不停在变的，每年都向人家要钱，这怎么弄啊？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不把善款募集的多少作为一个硬指标了。记得我以前在微博里一个礼拜至少有三天都是在干这件事（筹款），不停地呼吁大家捐款，现在我们基本上已经放弃这种方式了。倒不是觉得没用，但就是觉得这种方式太“土”。

    《公益时报》：那怎么样才算“洋气”呢？

    崔永元：通过近几年在国外的交流学习，我们准备做社会企业，就是盈利不分红的社会企业。让社会企业成为基金会的造血机构，维持基金会自身的正常发展。今年我们已经在着手做了，目前几千万的启动资金已经到位。捐钱的这些理事所捐出的资金，永远是属于他们的，只不过是让基金会使用，让你用5年、10年。他们作为社会企业董事会的成员，负责筛选有前景的营利项目，通过运作社会企业为基金会带来较为固定的收益，而且这笔收益只能专款专用，投入公益事业，不用作其他。

    目前我们打算投入的社会企业的生产内容还没有最后敲定，大家都在争个不停，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所熟悉的那个领域会是盈利预期最好的，但是每个人也只有一次投票权，估计很快就会见分晓了。

    做电商没经验，还有人捣乱

    《公益时报》：前几年你牵头做的口述历史项目，包括《我的抗战》系列纪录片的社会反响很大，目前还在做吗？

    崔永元：已经不做了。因为纪录片的盈利是不好的，是比较小众的。我其实也是想用这个项目给基金会再增加一些收益，后来看能够持平就不错了。现在就以资料收集为主，不再专门把它打造成作品了，就是把资料收集来，分好类，然后储存好。

    现在除了口述历史的资料收集，乡村教师培训的“爱飞翔”，还有广西的“为孩子加个菜”那个公益项目也都一直持续在做。其他的都是纯粹的商业项目了。比如我们做了一个“崔永元故事库”，就是专门产生电影故事的；还有一个暂定名叫“唱片公司”，类似一个唱片公司式的“迪士尼”，这个整体已经设计好了，马上就要开张了。

    《公益时报》：转基因之争进展如何？

    崔永元：我觉得迄今为止没有什么改变，只不过有些说法好像在改变。再加上我们的有些公共媒体说瞎话，欺骗老百姓。因为我特别关心这个事，我一直坚持在一线调研，现在还是在滥种，没有约束，还是老样子。但老百姓知道得越来越多，也就慢慢有了自己的判断。

    《公益时报》：据说前不久你又转换了新的角色，成为“电商”了。这事是真的吗？

    崔永元：我做了两个（电商平台），现在已经关了一个了，因为很难做。第一是我没有经验，第二就是方舟子那伙人还在搅和。他们干坏事的持续性和动力是非常足的，不停地给你捣乱，然后我就又要去应付他们。他们又说我做电商是为了挣钱，这玩意哪儿能挣到钱，谁能挣到钱啊？我做电商的最终目的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让我们国家在农产品的流通有一个标准化。

    而且我打破了很多潜规则。比如说你去超市买鱼，上面保质期上说“18个月”，那你知道这个鱼到底是啥时候打捞上来的吗？他不会告诉你的，这就是潜规则。打捞上来之后，他首先会放进冰库冷藏，等到需要加工的时候，他才会贴上加工时开始计算的保质期，也许这鱼之前已经在冰库里放了5年了，你知道吗？所以我就想做到这样，我的鱼什么时候打上来的我告诉你。

    我就是希望做电商，把这些新的理念都推出来。结果做着做着才发现，还不够累的呢！你也推广不了这理念，还有人不停地在捣乱，算了吧，就不做了。

    希望放松舒服地做分内的事

    《公益时报》：在你看来，“爱飞翔”乡村教师培训做到什么程度就算不错了？

    崔永元：我曾经想过，是不是中国再多十个八个像我们这样的机构，就能把全国的乡村教师全都培训一遍？现在看来这个想法很幼稚。第一，这不可能。别说十个八个，就是再来一百八十个也不可能把全国的乡村教师都培训完。第二，我并不认为通过这样的一次或者两次培训，就能让乡村教师发生质的改变，可能实际上并没有多大的推动。我觉得要想让乡村教师和乡村教育得到彻底的改变，确实需要国家和政府的支持。

    我希望我们所做的“爱飞翔”项目，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对新的公益形式进行探讨和推广。以前我特别不喜欢上海，觉得上海人都特别斤斤计较，小家子气，通过“爱飞翔”这个公益活动我才发现，上海真棒！上海市民参与公益活动的热情，你都想象不出来。为了能成为“爱飞翔”的志愿者，一些上海知名的作家、社会名流都亲自给我打电话，让我给他们走后门，帮助他们实现成为志愿者的心愿。

    《公益时报》：如何看待中国未来公益之路？

    崔永元：我觉得如果一个国家的慈善公益不是政府主导，而是社会各界在到处奔忙，而且需要不停地动员的话，那这里面一定是政府有些工作没有做到位。好的社会运行方式是什么呢？慈善公益就是生活的常态，公益组织也没那么多压力和责任，没那多事情让你操心受累让你管。从这个层面来说，中国未来的公益之路还是非常漫长的。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公益组织不必如此辛苦琐碎，而是很放松舒服地在做自己分内的事，那一定是政府运作状态最好、也是最积极阳光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