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寨沟地震过后，当地政府迅速行动，公益组织也派遣工作人员赶往灾区。与此同时，就像灾害的副作用一样，网络上除了铺天盖地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之外，这回还是没能躲过质疑的声音。

    壹基金又摊上事儿了，而且上演的还是一出穿越剧，有人把2014年壹基金告一段落的芦山地震救灾问题又翻了出来。而壹基金秘书长李劲随后发了《致全国壹家人的一封信》，从地震救灾资金的开支、壹基金财务管理、资金往来等问题上都一一“再次”作了回应。

    今天主要的目的不是要为谁正名，在伴随救灾的唇枪舌战背后，我们呼吁的“人人公益”，首先要做到的是人人都能理性并独立地思考。

    没灾的时候，要做的往往更多。

    救灾不等于应急，救灾行为更应该是常态而不是只在灾后短暂实施。

    救灾在业内有个专业的称呼，叫灾害管理，它一般被划分为五个阶段：减灾、防灾、备灾、应急和恢复（灾后重建）。

    灾害随时随地有可能发生，在发生之前，我们必须降低灾害发生的可能（比如治理环境问题），提高对灾害的防御能力（提高建筑质量），为可能到来的灾害做好准备（提高准备物资和演练），这些工作统称为减灾（减轻灾害风险），这一方面需要专业的评估和操作，一方面需要所有人对灾害的充分认识，知道遇到灾害以后应该怎么反应。

    所谓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做好灾前阶段的减防灾、备灾工作的效果，比灾后救助好得多。而这个阶段，却往往是政府和民间之前考虑的较少，而现在越来越重视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日本、台湾、新西兰甚至智利大灾时候死伤少，而土耳其、海地、巴基斯坦损失惨重的原因。

    救灾比我们想象中的难得多，不仅危险，而且分寸很重要。

    应急阶段在国内又被划分为2~3个阶段：紧急响应阶段、紧急救援阶段和过渡安置阶段。

    响应阶段和紧急救援阶段的工作以生命救援和提供基本保障物资为主，辅以医疗、心理、净水、环保、老弱病残幼照顾等方面的参与。灾后的应急工作因为需求迫切，灾区环境复杂危险，操作技术难度很大。

    在短时间内把大量的保障物资和资源迅速按照数量和类型分配给需要的不同人群，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物资发给了不该发的人很有问题，而过多的物资和援助除了浪费，还会造成受灾社区内的纠纷、灾民丧失自主意识以及对当地的市场机制造成破坏。

    重建阶段历时漫长，需要多领域长期持续专业化的投入。

    重建不光是房屋和基础设施的重建，还包括社区、心理、生计、卫生、儿童、教育、环境、文化、民族传统、养老助残等方面的工作，而这些工作的共同特点就是需要一定的时间、需要相当的专业度，这就需要有专门的人才在灾区持续工作几年的时间。

    汶川地震后三年重建两年完成的提法其实并不科学，虽然基建做得很好，但现在还留下很多其他方面的后遗症。遗憾的是，现在我国在重建方面的专业人才非常的匮乏，很少有专业人员愿意在灾区一待好几年。现在是有钱也找不到人到灾区干活，只好增加资金和培训投入，培养和建设更多能在灾区工作的公益组织，支持更多的重建项目，鼓励人们到灾区去服务。

    而关于重建的时间规划，例如汶川地震后的香港红十字会筹资约13亿港币，重建规划十年。雅安灾后重建，政府的重建规划是：“三年基本完成、五年整体跨越、七年同步小康。”在国际上，重建时间也都长短不一，但总体来说，灾后重建不仅是基础设施的重建，而是受灾人群各方面恢复、建设和发展的漫长过程。

    民间要做的，是政府不做或做不过来的。

    政府的特点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比如满足集中人口的需求，大规模基础建设，整体的规划和发展等。但救灾总有先后，偏远地区和救援盲点的问题始终会在最后才能得到解决，一般灾区道路情况都比较差，整体满足基本需求需要至少几天的时间，这几天的时间里灾民不能一味等待，这就需要民间组织优先解决政府救灾序列里靠后的人群的需求。这部分灾民数量相对较少、人群类型较多、地理分布分散，适合民间有针对性的灵活展开救助。

    花钱最快的还是搞基础建设，但也有部分地区比如民族地区需要个别化的恢复和发展，政府再强大也不可能面面俱到，所有要求都分别合理满足。民间则可以做得更精细，做出有意义的示范和探索。

    民间不能和政府抢活干。雅安地震政府灾后投入800多亿，民间募集善款加起来不过十几亿，和政府抢活干相当于浪费社会资源，同时有为数不少的灾民会得不到合理的救助。另外，政府在软性建设上是弱项，民政救灾目标的“六个有”，只包括“有房住、有衣穿、有饭吃、有水喝、有医疗、有学上”。社区重建、环保、心理、文化保护等一样对于灾民意义重大，需要社会力量更多去参与和示范。

    善款想要花出效果来，需要科学规划、合理使用，对专业性、人力和时间要求都很高。

    不深入灾区，所有的需求都是我们的臆想。

    拿钱去搞基础建设，或者把钱拨给政府去解决是最快的方法，比如汶川地震之后，红会的钱花不掉，直接分给了灾区各地红会，进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几天就可以把几十亿分完。

    修几个学校、盖几个小区几千万是小意思。这样的意义何在？民间和政府的工作有什么差别？救灾水平是否得到了提高？是否有更多样化的灾民需求得到了满足？

    这些问题很容易就可以得出答案。汶川地震后已经有很多反例出现，有很多救灾重建项目都因为专业性不足以失败告终，比如多地的养兔项目最后都不了了之，以捐助的种兔死绝作为结束，其实灾民根本就没有养兔的技能和积极性，所以善款投入打了水漂。

    我们重建的学习对象台湾也走过弯路，慈济在“88风灾”之后快速上马几个月建成的小区被证明不适合高山民族居住，严重影响到民族传统的延续，引发了一场不小的风波，慈济不得不又为村民建了另外一个村子。

    可见，评价善款是否使用得当，不仅要看钱花的效率，更重要的是要看钱花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