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8月2日,由世界宣明会主办,天津市武清区民政局、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全国心理援助联盟、中国慈善联合会协办的《人道主义行动中儿童保护的最低标准》及儿童保护国际培训交流会在天津举行。 交流会上,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同时公布了与世界宣明会合作开展的《儿童保护及救助系统现状调研报告(2016)》(以下简称《报告》),重点了解偏远地区儿童遭受暴力侵害的情况,并指出儿童的主要照顾者(家长)虽有保护儿童的意愿,却不一定掌握合适的方法和资讯,甚至只有少数家长知道《未成年人保护法》,而他们往往是儿童寻求帮助的对象。因此,更多的工作需要投放在成年人方面。 儿童遭受暴力侵害 关注度较低 2016年,世界宣明会对西北的陕西省宁陕县、陇县和西南的四川省芦山县、绵竹市开展调研,对象包括儿童、儿童的主要照料者、中小学教师及校领导、乡镇和社区(村)领导、基层政府和社会服务组织,有效样本1511份。 调研结果显示,多数家长虽然表现出强烈的保护孩子的意愿,但教育方法和沟通方式仍以责备、打骂等不合理的方式为主,并且忽视孩子的心理健康,以及侵犯孩子隐私、疏忽照顾的情况时有发生。隔代照料者在儿童保护方面的意识和能力都严重不足。 整体看来,在学校、社区、政府层面,都有相应的儿童保护工作,但学校或者没有心理咨询室,或者缺乏专业心理教师,教师群体也希望得到专业机构的辅导。社区则更重视人身安全、防拐卖等方面,缺少针对儿童防止暴力伤害的宣传。政府层面,儿童保护的机构设置、职责分配仍不够清晰明确,尤其在县级以下的基层,并且在调研涉及地区,均未切实关注到儿童遭受暴力侵害的问题。 报告指出,目前国家层面儿童保护的法律只是原则性规定,缺乏操作性,多数地区也缺乏具体政策、制度干预儿童虐待问题,受虐儿童难以被发现,难以得到安置,施暴者也得不到应有惩罚。 由于没有对儿童暴力概念的明确界定,因此多数受访者普遍对儿童虐待认识不清,儿童保护意识不足,认为当前“父母对孩子溺爱较多,不存在或者很少存在虐待”,未意识到虐待与溺爱是可以同时存在的,尤其是在经济较为落后、留守和单亲(丧亲)问题突出的地区。 调查还发现,在对法律常识的认知方面,几乎所有儿童都能回答出《未成年人保护法》,个别儿童还表示《反家暴法》可以用于保护儿童。教师、村社领导等法律知识相对较好,相比之下,儿童的主要照料者,对相关法律所知甚少,仅有极少数家长能够说出《未成年人保护法》。提升家长的责任意识、改善家长的教育观念,是学校、教师、政府等层面共同关注的问题。 在调研的四个地区,均有社会组织开展活动,尤其在绵竹市、芦山县,两次地震灾害后,公益组织的长期工作,为当地培养了一批安全、教育、医疗等领域的骨干人才,也有效地推动了儿童保护工作。 建议明确儿童保护主管机构 《报告》认为,虽然民政部成立了未成年人(留守儿童)保护处,但我国未成年人保护的“有关部门”很多,并没有明确的儿童保护责任分工,“职责范围”一直不明确,导致实践中很容易出现儿童保护“都管”或“都不管”的情况。 《报告》建议,设立儿童保护主管机构,完善儿童保护制度。将儿童救助延伸到各相关领域中。建立一套包括识别和报告、调查、诊断评估、发展和干预,具有持续性的儿童保护案件处理程序。 对于公益组织方面,《报告》建议今后在家庭教育、儿童性教育、教师培训三大方面开展相关工作,提高相关责任主体识别高风险儿童的能力,改变偏远地区家长不合理的育儿思维和教养方式,提升儿童的自我保护意识,协助教师群体提升压力应对的能力和心理健康水平。 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偏远或贫困地区的县(乡)、村一级缺少能在第一时间为遭受不公平对待的儿童提供救助的保护机构或责任人,导致多数儿童在遭受侵害之后不得不选择回到实施侵害的环境中;或者由于各地区政府部门或儿童救助机构之间的沟通不及时等因素造成的儿童救助延迟等现象,对儿童身心发展造成极大的伤害。社会组织可协助家长、学校、社区或政府部门进行儿童保护转介服务工作,为未成年人提供及时保护、心理疏导、法律援助等服务。 提升公益组织应对儿童保护 的软实力 此次世界宣明会主办的为期3天的培训,目的即是加强不同社会组织、机构对儿童保护工作的认识。 去年4月,世界宣明会联同国际计划(中国)、国际美慈组织(Mercy Crops)及救助儿童会翻译并发布了中文版《人道主义行动中儿童保护的最低标准》(以下简称CPMS)、《中国应用手册》和《培训工具包》。 一年多以来,这套儿童保护国际标准陆续在不同省份进行推广及应用,提升了参加者在灾害中应对儿童保护的软实力,为国内儿童保护制定专业、科学的相关标准打下了良好基础。 为了进一步推进CPMS的应用和广范推动儿童保护事业的发展,世界宣明会特别邀请三位国际儿童保护专家,为来自相关领域的社会组织(机构)代表、儿童保护工作者进行为期3天的CPMS专业培训。完成课程并通过评核者,将获得CPMS证书,参与推广CPMS的工作。 世界宣明会中国办事处总干事简祺伟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期待参与者能总结自身工作经验、联系各地的实际情况,提出建议让CPMS成为适合中国背景、容易明白和具操作性、群众能够接受的准则。希望通过大家的努力看到更多的公益组织认识和采用CPMS,即便暂时达不到标准,也可以以此来衡量、检测自身的不足,朝这个目标努力。 ■ 本报记者 王会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