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亚洲区总代表

    葛芮/文

    在6月初一个炎热潮湿的下午，我代表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特别会议中作证，支持政府提出的禁止象牙贸易的立法。

    循着富有节奏的非洲鼓乐声，我来到香港立法会门口。禁止象牙贸易立法的支持者们正踩着节拍起舞，手里纷纷举着牌子，牌子上印着因为象牙贸易而被残忍杀害的大象。人数相对较少的一组抗议者一言不发地站在对面，手里的牌子写着：“保护中国古老象牙文化！”、“撤销象牙贸易禁令”和“补偿合法象牙”。

    会议上听证代表同样是两极分化。

    非洲护林员在会议中作证，亚洲象牙市场助长了偷猎战争的气焰，而受害者不仅仅是数以十万计的大象。刚果民主共和国加兰巴国家公园经理埃里克·马拉夫（Erik Mararv）向委员会讲述了偷猎者如何伏击了他的团队，并在一头“脸被砍掉”的大象尸体旁杀害了他的同事。

    “中国政府拟在2017年底关闭中国大陆的象牙市场，这一举措让关停香港象牙市场的任务更加紧迫。”我在三分钟的证词中提出：“香港特别行政区越早关闭象牙市场，就能更加迅速地阻止非法象牙借道香港洗白走私进入大陆。”

    象牙商人要求赔偿，并指责政府彻底破坏了自己的投资。其中一位商人大哭出声，称自己无法把象牙作为遗产留给子孙。

    “我抗议！我抗议！”另一位象牙商人在一位立法委员做支持法案的演讲时捶着桌子大喊。

    还有一位象牙商人挥舞着政府机构颁发的CITES（《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进口许可，强烈要求给出解释，为什么从欧洲出口“公约前象牙”没有问题，而香港的“合法象牙贸易”却会被禁止。

    看着眼前这出闹剧，我脑子里挥之不去的一句话是：“今天这个糟糕局面是什么造成的？我们能否吸取教训？”

    CITES在1989年禁止了国际象牙贸易，因为疯狂的象牙贸易所驱使的对大象的猖獗屠杀将非洲大象的数量在此前的20年中减少了50%以上。这一贸易禁令即刻瓦解了包括香港在内的整个亚洲象牙市场。上世纪90年代，象牙价格下降，继而减弱了偷猎大象的动因。

    香港象牙商人应该在当时就看清局势，退出这一贸易。但是大部分人并没有这么做。他们在赌，赌这一贸易禁令会成为“过眼云烟”。

    不幸的是，他们赌对了。CITES不断通过容许“公约前象牙”或“自然死亡大象的象牙”等方式为象牙贸易创造可乘之机，这些漏洞一再折损了国际贸易禁令的约束力和完整性。

    就在非洲大象数量刚刚开始回升之时，CITES同意在1997年进行首轮一次性象牙销售至日本，然后又在2007年进行了第二次象牙销售至中国大陆和日本。

    “合法”象牙销售给消费者产生困惑。许多人认为，既然市场上已经公开售卖象牙，那么象牙贸易就是合法的。象牙的销售让许多象牙贸易商看到了可乘之机，将非法屠杀的大象象牙在国内“合法”市场上洗白。

    合法象牙贸易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象牙价格暴涨，吸引了新老消费者收藏象牙、以象牙作装饰、投资象牙以及送礼；传统文化中对牙雕工艺的欣赏被扭曲为对象牙材质——“白色金子”的盲目追求；香港成为非法象牙的关键集散地，给执法部门带来了巨大的负担；香港海关分别在2006年和2012年查封了两大批重量相当（近4吨）的走私象牙。但是第二批当中包括1200根长牙，是第一批600根的两倍。为了满足非法象牙市场的需求，偷猎者甚至连小象都不再放过。；2010-2012年3年间，超过10万头大象被杀害。

    立法会会议当天，大家普遍认为不应该给象牙商人补偿，因为他们自己“错误投资”。香港居民黄良喜愤怒地责问：“我们为什么要去救助那些以屠杀生命牟利的失败行业？”

    中国政府意识到市场对大象偷猎的刺激，在全球身先士卒，率先在中国大陆关闭了象牙市场。全世界的中国人也深有同感，其中就包括香港古玩收藏家协会副主席翟健民。翟健民于2014年加入了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发起的“拯救大象罗拉，对象牙制品说不”的宣传活动，号召古玩收藏家“藏家收宝应取之有道”。

    在5月底于香港举办的第十届国际拍卖会上，翟健民带头支持禁止象牙贸易。在他的倡议下，第十届国际拍卖会成为了“不含任何象牙和犀牛角”的拍卖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