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多年来任志强一直担任北京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一职，且对中国地产素以言论“大胆”著称，故而大多时候，媒体想要跟他聊的都会是关于房价涨跌的事，即使他在2014年11月正式宣布退休之后。

    但是，很多人忘记了，任志强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公益人。任志强和公益结缘要从上个世纪80年代说起，不过他将自己和华远公司早年间的公益捐赠经历定义为“慈善”，他认为从慈善到公益最好的发展形态就是通过社会公益活动，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

    从华远地产一把手的位子上退下来之后，任志强目前还担任着多重社会职务，与公益有关的有两个：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会员发展委员会主席、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理事长。

    7月18日，差不多已经沉寂了一年之久的任志强，在华远地产企业号的办公室里，接受了《公益时报》的独家专访。访问的话题只有一个：公益。

    这大概是为数不多的一次，任志强坦露自己从慈善到公益的修行路，这条路他已经走了30多年。当记者问及，如何看待中国未来公益之路时，他的回答并不轻松，认为“只是开了个头，未来还很艰难，还要经过很长一段路才行”。

    现在，让我们一起听听任志强怎么说。

    从慈善到公益的四步认知 

    我对“公益”的认识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早期大量“慈善”活动的学习积累，最终才走上了真正的公益之路。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我开始接触“慈善”。那时人们对于“慈善”的概念就是“学雷锋做好事”。

    华远公司出钱配合做了一些大龄青年的联欢活动、音乐交流和春节期间的展销会，还有给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个新生募捐做人工下巴。

    自1988年，我们开始支持中国桥牌运动，一直到现在，我们对该运动项目的定向公益扶持还在继续。事实上，华远对中国体育运动的支持跨越多种项目，还包括游泳、网球等。

    90年代初期，我开始为中国改革基金会捐钱，为国内经济学家、专家学者从事的多项经济政策的研究提供赞助支持。

    由茅于轼老师和吴敬琏老师发起的乐平公益基金也是我大力支持的对象，还关注了与此相关的保姆学校以及农村幼儿园等公益项目。

    截至目前，华远现在每年资助的公益项目有19个。

    2004年由原首创集团董事长刘晓光发起的阿拉善SEE生态协会，至今已经走过13年历程，我是从始至今的亲历者和见证者。虽然个中不乏困难挫折，但我们还是会坚持往前走。

    2011年，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王巍和我联合创办了金融博物馆书院，到现在已经运行了6年，如今我们的书友已经遍布国内多个城市，让读书教会人们学习独立思考、开启智慧，是我们创办这个书院的初衷。

    通过这些年的亲身体会和经历，我个人总结“从慈善到公益”的认知过程应该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层级就是单纯的“给钱付出型”慈善;接着就是从本质上提升认识，即：“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到第三步就是给予受助方更大的发展空间，赋予其更多的权利;最后也是最好的发展形态就是通过社会公益活动，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

    阿拉善模式贵在“民主治理”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这个团体实际上是通过社会自愿的形式，实现了一套民主管理的方式。我们所有的会员都是选举的，包括我们的理事、监事，还有章程委员会。会员是主人，他可以不断地提出意见来参与到其中，然后进行修改。

    在我们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你光拿钱说事就行不通。比如说刘晓光第一次组建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时候，王石就问：“你要多少钱?一百万我给你，然后我也不来了。”刘晓光就坚决不同意。我们要求你分10年，一年捐10万会费，捐满了10年就可以不再捐钱了。我们希望你沉下心来参与，就是你要把精力投入到其中去。

    大家都知道马蔚华是壹基金的理事长，以前是招商银行的行长，在我们这竞选监事的时候把他选掉了。就是因为我们强调每一个会员的平等参与。

    民主的制度对公益组织的发展意义重大。我们秘书处有个同志写了一本书叫做《为公益而共和》，厚厚的一本，里面记录的就是我们组织内部的人天天在为工作吵架，直到现在还在吵，我们的组织好像没有一天不吵架，但所有人吵架其实都是为了让它更好。

    金融博物馆书院为“启蒙”而生

    2011年7月，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推出第一期读书会，当时是金融博物馆理事长王巍主持，阿拉善SEE创始人刘晓光和我担任嘉宾，现在一晃就过去6年了。

    我们现在全国各地都有书院，完全是免费提供的社会讨论。通过一些企业家、经济学家、学者、外交家、小说家，把各种各样的知识普及给社会。读书会要通过学习让大家认识到，我们的社会需要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我们的社会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制度，我们的社会需要如何去发展，它的本质是思想启蒙。

    我们在读书会特别强调的是，并不是台上人给台下人一个标准答案，因为你成不了第二个马云，你也成不了第二个柳传志，但是你可能会超过马云和柳传志——就是你要有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去寻找市场的机会，然后去做一个努力奋斗的人，你才有可能去创造一些条件使自己成功。更重要的是启蒙。

    目前的互联网时代，知识信息的碎片化很普遍，我们主张大家系统性地去读书，这样不容易被碎片化的知识所欺骗。碎片式的知识就像鸡汤一样，每次给你选一句、两句的，如果你这个鸡汤是连续的长期的没问题，但是如果只有其中的一段或者断章取义的时候，那就很危险，很麻烦了。

    “任小米”有“大市场”吗

    “任小米”的种植是经过三年的反复试验后选择的一个节水品种。在当地30万亩土地中，我们只占了不到一万亩。

    因为不是国家专储，所以就要和农民签好合同，否则他就不种了。现在有十五六个合作社，还要教农民怎么选种子、怎么种，怎么样用以色列的技术来解决这些问题。

    要想办法在最基层解决农民贫富的问题，让他们的收入高于用其他方式获取利益的收入，既解决了收入问题，也解决了环境保护问题，这个社会才能正常运转。

    今年是“任小米”种植的第三年，我们还没有把市场的销售渠道和其他一些问题都解决掉，我们正在努力的建设这些内容。比如说小米就只能熬粥吃吗？现在我们开始生产小米棒、小米饼，同时开始试生产蛋糕系列，把40%的小米做成蛋糕，采用不同的销售渠道。

    社会企业是用盈利的方式，来帮助穷人、病人和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获得收益。社会企业要想健康发展，最重要的是要有一批有良心的企业家。

    目前在工商注册的社会企业并不享受免税政策，今年开始我们用农民合作社的方式在做，这样的话过程中就减少税收，如果法律上允许的话，就可能更好一点，那么这些东西就可能卖得更便宜一点，但现在不行，因为要这些成本。

    所以，当一个企业家不去做赚钱的，而是去做可以赚钱，但有难度，并且赚了钱又不分配给自己，而是再次投入到公益当中去的“麻烦事”，那就需要有公益之心。如果没有这种公益之心在背后支撑的话，你是做不成的。

    “公开透明”是公益组织的“魂”

    公益组织更要说实话做实事，有些人说的很虚，所以到底做的怎么样那就是个问号。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生态项目，现在可以落实到让大家查到每一棵梭梭在哪，“任小米”当然也是如此，你可以看得见东西，包括我们做的深圳红树林、云南蜂蜜等，都看得见在哪里，你可以任意去核实调查。

    公益组织一定要公开透明，否则没有人会给你捐钱。不是说捐了钱的人才有权质问你，而是没捐钱的人也有权质问你，因为他明天可能会成为捐钱的人。他通过质问完了以后，相信你了，他才可能带动更多的人来捐。

    《慈善法》仍需完善，

    “九龙治水”不可取

    目前《慈善法》中有一些规定与现实操作相矛盾，工作起来很别扭。

    法工委在立法的时候，请我们参加了两次，我们都提出了一些反对意见。比如关于免税的问题要有明确的概念，但是他们说“这个税法是另外一个法，不归我管。所以只能写上一句话：应该享受国家规定的免税政策。”这个免税政策是什么没有具体化，他要把它放到另外一个法里，我们的立法实际上涉及“九龙治水”的问题。

    《慈善法》也是同样的，如果仅有一个立法而没有把所有部门综合起来进行立法，那就麻烦了。所以说在推出《慈善法》的时候，如果没有把税务部门或财政部门调动起来，把税法改革的问题和《慈善法》连接在一起去做，那就是“九龙治水”结构——一人一段，那么在工商注册、民政管理等方面就会有很多相悖的地方，这个后遗症就很多了。

    所以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现在处于一个两难的情况。我们现在全国都有会员中心，希望通过会员中心来扎根当地，做一些环保工作，服务社会，可是按照程序上讲这是不合法的。根据《慈善法》，我们要在当地注册一个类似的公益组织，可选的有社会企业、NGO，还有一个是基金，你必须得在这三类里选择一类，否则我们就不合法。

    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求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地方的会员中心争取都有一个当地的注册许可，这样就避免了很多麻烦。否则我们作为协会来说，给当地付钱都有麻烦。给谁啊，怎么给啊？因为我们所有的财物要向捐赠者公开、对社会公开，那你这个落地项目是不是同样要有一个人接这个钱，发票谁开，这些问题都没有完全得到解决。

    《慈善法》实施的同时，《基金会管理条例》还依然有效，其实它们两者之间还有一些冲突的地方，没有很好地融合，这就让我们的NGO组织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很为难。

    ■ 本报记者 文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