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文梅

    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

    陈凯说：“不知死，焉知生？”

    孔子是说，如果一个人不知道活着的意义，又怎么能够知道死亡是怎么回事呢？

    陈凯却说，只有无畏豁达的面对死亡，并且在活着的时候安排好身后事，才会活得更无拘无束，潇洒自在。

    还真不是狷狂自大，陈凯如今所做的工作，确实与“死亡”息息相关。

    陈凯，40岁，中华遗嘱库管委会主任，北京阳光老年健康基金会理事长。

    2013年3月21日，由陈凯领导的北京阳光老年健康基金会与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主办了“幸福留言中华遗嘱库”公益项目。

    经过四年多的努力，目前已经有5万多份遗嘱入库保管，服务老人达7万—8万人次。

    陈凯的目标很明确：到2025年，将这套体系推广到国内60个大中城市，按照每年服务20000个老年人来计算，2025年将会完成一千万份遗嘱入库。就拿我国2.1亿老年人的比例来推算，普及率达到5%。

    遗嘱，当然是在一个鲜活的生命消逝后才会生效的法律文书，它不仅是一个人生前对身后事的妥善安排，更关乎一个家庭的稳定和幸福。但中国人历来对“死亡”二字讳莫如深，避之唯恐不及，更别说把它放在明面上大大方方地讨论、书写，然后保存入库了……

    陈凯的“幸福留言中华遗嘱库”究竟靠不靠谱？他未来的设想真的能实现吗？

    立还是不立

    7月14日，《公益时报》记者走进位于北京市西交民巷73号的“中华遗嘱库”北京第一登记中心。当天是入伏的第二天，天气闷热潮湿，并不宽敞的房间里却是人头攒动，十分热闹。

    在遗嘱库窄小的前厅里，一位年长的老人和一位中年女士正拉着遗嘱库的工作人员合影，谈笑之间，亲切温暖。

    年长的老人家名叫阮继生，来自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今年已经91岁高龄。始终笑吟吟的那位中年女士叫翁维琦，是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退休办负责人。今天，阮继生是在翁维琦的陪同下，专门来到中华遗嘱库办理遗嘱手续的。

    阮继生说：“死是必然的，是谁也逃脱不了的。我现在已经到年龄了，应该要考虑到身后事怎么安排的问题了。遗嘱订立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把自己的财物做一个合理的分配也很必要。生前把这些事都办理妥当了，我走后孩子们也不会因此闹矛盾，家庭还是一如既往地和谐，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阮继生说订立遗嘱这事得到了老伴的支持和子女的理解，他心里踏实多了。这次订立的遗嘱内容并不会在当下就予以公开，而是会在他离世后揭晓。阮继生说自己对于遗产的分配十分审慎，他争取最大程度地照顾了每个人的感受，他相信家人对这样的安排也会认同。

    翁维琦说：“你看现在很多调解家庭矛盾的电视节目中，就因为老人生前没有立下遗嘱，导致家庭遗产、房产等分配问题没有一个明确的归属。当老人去世以后，一家人因为这些问题动辄吵闹，甚至大打出手、完全不顾及亲情，破坏了原本美满的家庭。这就是现实的经验教训。中华遗嘱库这个公益项目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帮助有需要的老年群体解决后顾之忧，在为老人解决身后事的同时，维护了家庭团结。”

    翁维琦表示，经过多次到中华遗嘱库探访交流，她本人的生死观也发生了很大改变。虽然现在她还没到退休年龄，但只要条件具备、时机成熟，她也想尽快订立一份遗嘱，如此一来，以后无论何时何地，她都能够心无羁绊、洒脱轻松地面对生命中的每一天了。

    尹艳贺是“中华遗嘱库”北京第一登记中心主任，已经在这里工作了三年多。她告诉《公益时报》记者，刚入职的时候，她眼中的“中华遗嘱库”就是简单的做公益献爱心，没多复杂。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经历得越多，感慨就越深，愈发觉得肩上的担子不轻。

    不久前，一位92岁的老奶奶找到了尹艳贺，要求帮忙确认她已故的丈夫是否在中华遗嘱库留下了遗嘱。因为在她丈夫去世后不久，她唯一的亲生女儿手持一份遗嘱，将她一纸诉状告上了法庭，要求根据遗嘱获得老两口的所有房产和钱物。老人怀疑遗嘱的真实性，但苦于没有证据。老人悲痛之余在收拾丈夫遗物时，无意中发现了中华遗嘱库曾经寄给她丈夫的一张排队卡，上面有提示老人尽快前来办理遗嘱及注意事项等内容。

    绝望中的老人仿佛瞬间抓住了救命稻草，赶紧跑到中华遗嘱库来询问——她以为丈夫生前已经在这里留下了遗嘱，而且一定会妥善安排她的晚年生活并对房产财物做妥当处置。遗憾的是，经过尹艳贺的再三确认，老人生前于2014年确实来过中华遗嘱库进行了咨询，也表达了想要订立遗嘱的意愿，但他又说想要去公证处再看看，然后再做决定，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就再也没有来过。

    尹艳贺说：“当我告诉这位老人家，她的丈夫最终并没有在中华遗嘱库留下遗嘱的时候，90多岁的老人顿时情绪失控，抱着我放声痛哭。因为这里是她最后的、也是唯一的希望，现在希望彻底破灭了，老人家崩溃了。”

    而那位已经故去的老人可能怎么也不会想到，就因为他犹豫不决而最终没能完成的遗嘱，竟然在他去世后将自己相濡以沫一辈子的老伴推入了生活的绝境。

    说到这里，尹艳贺有些哽咽，眼圈也泛红了。在她看来，这样的遗憾越少越好。

    正是为了减少这种遗憾，2013年3月21日，由陈凯领导的北京阳光老年健康基金会与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主办了“幸福留言中华遗嘱库”公益项目，为60岁以上、且个人房产在两套以下的老年人提供免费的遗嘱登记和保管服务，用一整套合乎法律规定的程序，确保遗嘱的真实性。

    从避讳到幸福留言

    “遗嘱”就是“遗嘱”，为什么要在前面加上“幸福留言”这四个字？

    陈凯的回答是：“‘防范纠纷’固然是中华遗嘱库这个公益项目的出发点，但实际上它连带产生的作用绝不仅仅是这一点，还有更多丰富的内涵。项目创建初始也考虑到国人传统观念忌谈‘死亡’，所以我们赋予它的名字叫‘幸福留言’。”

    陈凯认为，加上“幸福留言”这几个美好的字眼，就是要赋予它新的涵义，从而让人们逐渐理解：“遗嘱”是对自己的生前事务做一个提前的合理安排，这样做并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家人，为了维护亲情和家庭和谐，最终体现的是对家庭的爱心与责任。该公益项目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推动全社会对家庭理念和风尚的重新认识，建立客观豁达的生死观。就此而言，它的意义远远大于处理遗产本身。

    尽管如此，中华遗嘱库在工作启动的头几年，还是遇到了不少让人堵心郁闷之事。

    2014年，该项目开展一年左右，尹艳贺和同事们在筹备一场新闻发布会时，要在酒店大厅做个引导牌，没想到这家酒店的大堂经理坚决不同意，理由只有一个：“‘中华遗嘱库’这样的字眼放在大厅太晦气，光是‘遗嘱’这两个字就够吓人的。”

    尹艳贺想不通，自己花钱办会，正当的服务要求却得不到满足，这算什么？倔强的她一再和大堂经理争论协商，最后酒店倒确实是给做了一块“中华遗嘱库”的指示牌，但被藏在了大厅的一个角落。

    尹艳贺又去找大堂经理理论，得到的答复是：“这就算够给你们面子了，再说就干脆别办会了!”无奈之下，尹艳贺只能和同事守在门厅，来一个人就挨个问，生怕参会人员因为找不到会场而耽误。

    说起当年这件事，尹艳贺还是有些难以释怀。不过她又说，选择了这样一个特殊的工作岗位，受委屈肯定是难免的，想开了也就没啥。

    每天前来办理遗嘱的老人形形色色，什么脾气性格的都有。有的老人和蔼可亲，有的三句话不对就会暴跳如雷，无法沟通。尹艳贺告诉《公益时报》记者，以前他们在工作中压根不敢用“去世”、“死亡”这样的字眼，因为有些老人特别忌讳这样的说法，有时候工作人员话还没说一半就会被骂个狗血淋头——“啥死不死的？！你们是不是咒我早点死啊！不盼人有个好啊！”

    “不过现在不同了。无论是社会的认知度，还是老人们本身的想法都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尹艳贺说。

    老人们对“遗嘱”的看法和观念的改变，陈凯观察得更为细腻。

    “以前有些老人来立遗嘱的时候，悲悲切切，好像自己马上就要死去似的，一边写，一边在那里抹眼泪。现在你再去看，老人们都很乐观开朗，他们来时穿的都很庄重正式，做完遗嘱手续后，还会和工作人员合张影，说这一天是自己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天，所以要留下永恒的纪念。”

    想要成为文化传承

    目前，“幸福留言中华遗嘱库”已在北京、天津、广州、南京等四个城市建立了试点机构。不过中华遗嘱库管委会主任陈凯说，这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目前中华遗嘱库包含前期遗嘱咨询、遗嘱起草、精神评估、录音录像、指纹录入、登记保管等诸多服务内容，遗嘱库的遗嘱范本是集所有律师团成员之所成形成的二十几套范本，无论从程序、内容、形式均做到客观严谨，既保障了遗嘱的真实性、合法性，也大大提高了司法实践中遗嘱被认定为有效的比例，为司法机关认定事实、作出裁判提供了依据。

    刘珂，中华遗嘱库公益律师团成员，本职是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她的观点是：如果有一份真实、合法、有效、无懈可击、无法推翻的遗嘱存在的话，遗嘱继承人只要付出小小的成本，就能够迅速的解决继承手续问题。对于非遗嘱继承人来说，只要眼前面对的是一个真实有效无懈可击的遗嘱，他们最终也一定会做出理性的选择。”

    据介绍，中华遗嘱库已经在多起案件中向人民法院直接出具证明函，人民法院均直接认定中华遗嘱库登记的遗嘱合法有效，且当事人均在一审后没有再提起上诉。

    “中华遗嘱库要在2024年到2025年，设定60个大中城市来推广该体系。我们测算了一下，如果每年能够服务20000个老年人，那么就能够在2025年完成一千万份遗嘱。按照2.1亿老年人的比例来计算的话，普及率达到5%。虽说这个成绩并不算骄人，但我认为它的社会意义还是非常重大的，因为通过中华遗嘱库的标准管理体系，可以真正帮助到有需求的老年人。”陈凯说。

    虽然势头良好，但在陈凯看来，当下存在的几个现实问题让“幸福留言中华遗嘱库”的发展比较被动，依然无法迈开大步向前走。

    “相关部门至今还没有将老年人遗嘱问题认知为一个独立而现实的需求，往往会将其列入老年维权范畴，实际这两个概念并不等同。所以，尽管需求很大，但在政府部门的相关工作规划里，至今还是空白。这也因此导致我们在申请项目的时候，不知道具体的归口到底在哪里。” 陈凯表示。

    “有时候我们只能往‘老年人心理慰藉’这个方面靠，但实质上这二者也不是一回事。养老服务体系里关于这一块的内容也很不明晰。如果这部分工作定位能够明确，那么对这个公益项目的社会化普及就会事半功倍。”

    陈凯表示，中华遗嘱库未来的方向一定是社会公共管理事务，希望更多有智慧有能力的人来承担这样一份社会责任，让它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遗产，给国人文化传承带来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