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富满

    没有多少人知道，一代武术宗师黄飞鸿死于何处；没有多少人知道，黄花岗72烈士的遗骸是谁收殓埋葬；没有多少人知道，清朝破关之后，广东“十三行”时期的伍官和民国时期的胡文虎是如何介入民间慈善的。

    行走在现今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市一大道”，会有一种走在城市遗留古道里的错觉。大道南侧有三座不起眼的民国建筑，经岁月雕琢，仍保留至今。

    清末民初，被认为广州善堂的代表“九善堂”——方便医院、广仁善堂、润身社善堂、爱育善堂、崇正善堂、广济医院、惠行善堂、述善善堂、明善善堂，集中在西关一带，而“城西方便医院”更在“九善堂”中数一数二。

    羊城善首 见证历史

    1894年广州城发生鼠疫，数万人丧命。疫情严峻，各行业商人组织筹款，在西门外护城壕盖平房、设病床以收容病人，请中医师为患者诊治。1899年该处扩展而称为“方便所”。1901年“方便所”更名为“城西方便医院”。

    1911年黄花岗起义失败后，72烈士遗骸一直无人敢收，方便医院出面与清政府斡旋，最终将烈士尸骸殓葬于黄花岗。

    1925年4月17日，一代武学宗师黄飞鸿在广州城西方便医院溘然长逝，终年69岁。他晚景凄凉，连遭爱子遇害、宝芝林被焚家业全毁等打击，逝世后家徒四壁的后人竟无力殡葬，后得女弟子出资才葬于白云山麓。

    被誉为广东象棋界“四大天王”之一的番禺人李庆全在方便医院走过人生的最后岁月。1933年春已陷重症，只能乞求于方便医院收容，终年四十余岁。

    如今，曾云集西关古街上的多数善堂已随雨打风吹去，方便医院却在历经变迁后续写传奇。

    在其原址上，矗立的是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2003年在非典肆虐之时，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无私救助感染者收获许多赞誉。从院内悬挂的“仁心仁术，方便为怀”的院训，以及数条命名为“方便廊”的长廊，还能触摸到一点点100多年前“广州方便医院”的历史余温。

    绅商创办 筚路蓝缕

    自清中叶以来，广东省境灾害频仍，内乱不息。尤其是咸丰四年（1854年）的红巾军起义及咸同年间广东西路的土客大械斗，更使“地方残破，征收渐绌”。广东从此以后“有贫之实而仍富之名”。这进一步使得政府在社会救济方面的“干预能力显然削弱，有效地协调和控制任何大规模的活动变得越来越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由政府主持的大规模的官赈活动也“越来越难以实行了，救灾活动越来越依赖地方慈善事业，以及商业的力量”。1899年夏，广州瘟疫流行，市民死伤无数，横尸遍野，未死者呻吟待毙，惨不忍睹。广州声望较著之绅商如吴玉阶、陈惠普、陈香邻、陈卿云、蔡昌、邓希琴、陈显章、邓广南等人见此情形，自发募捐，购买城西门外金子湾地段，并在此创办了城西方便所，专门收治在疫病流行中病倒街头、无力医治的穷人及收殓倒毙街头的无主尸体。1901年进而与当时位于城北的“城北方便所”合并，改名为广州城西方便医院。方便医院创办之初，其经费来源有限，主要来自广州及港澳绅商集资和捐款。经多年募捐，至1920年前后，方便医院扩展病房16间，收容100多人，收容对象为异乡旅客、官吏随从、役夫及劳苦大众。其主要业务为：赠医施药、招待病侨、急赈救灾、殓葬施棺、带受华侨骸骨等。方便医院在清末的社会救济活动中非常踊跃，“一闻灾即赴救，不避艰险，不计日夜，不论远近，不避时疫，亲理病人，亲济灾民”。除此之外，它还在中国近代史上一些著名的革命事件中发挥过积极作用。1922年4月27日，黄兴率同盟会起义失败，72名烈士尸骸暴露街头一直无人敢收殓，后由方便医院出面与清政府交涉，将烈士尸骸殓葬于今日黄花岗72烈士墓。基于此，方便医院在清末被誉为“九大善堂之首”。

    政府介入 加强管理

    20世纪20年代，方便医院管理混乱，使得它在社会中的公信度降低，进而导致社会捐款大为减少，在当时曾数度有停办之议。好在随着广州市政局及广东省政府的先后建立，政府权威得以确立，素称“办事最著，极得人民信仰”之方便医院的衰落情形引起了政府的关注。为了扭转窘局，广州市政府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的相关法规，建立健全董事制，加强财政收支管理，以便加强对方便医院的监督与管理。

    1925年冬，广州市教育局因方便医院办理不善，下令该院修改院章并选举董事会。在政府的督促下，方便医院于1926年3月8日初选出新的董事20人，同月10日再进行了复选，结果选出陈卿云、梁载堂等7人为新董事。为保证院内事务有条不紊地进行，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又制定了一些颇为具体的办事细则，几乎涉及院内事务的方方面面，使其内部的工作人员分工清楚、责任明确，一切院务活动皆有章可循，这有利于其工作效率的提高和救济活动的顺利开展。

    为防止慈善团体在募捐活动中弄虚作假，广州市政府于1932年9月22日通过《广州市人民团体募捐办法》。在政府的监管下，方便医院在财务收支方面日益规范化。1935年，方便医院在收受捐款时规定：“一经收受捐款，当即掣回三联收据，并由经手收银人签字或盖章，交捐款人存执”。该院还规定凡收入款项积存数千元以上者应即交付董事会指定银行存储。为防止伪造收据，该院自1936年起又改用石印精细花纹收据，票面刊有方便医院正门全景之图，骑缝处上盖广东仁爱善堂图记，下盖该院图记，填银码处盖有方便医院全街花边长方形图章，并加盖特式花样钢印，以资识别。

    在财务支出方面，方便医院规定每年经费须由常务董事会编造预算并由董事会议决执行。为了保证经费不至于乱用，方便医院还将其进支账单张贴公示，以让公众监督。

    为纯洁队伍，一向积弊过深的方便医院于1935年前后在组织上进行了整顿，对加入医院的人有着较严格的规定，要求必须有该院二人以上介绍，并经该院董事会审查合格者才能加入。

    1929年至1933年爆发了一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在此经济背景下，对于以募捐为主要收入来源的方便医院来说，更是举步维艰。为拓展筹款领域和渠道，吸收社会各界捐款，方便医院根据社会各行业分别组织不同的征求队，每队设队长一人，副队长一至两人。当时，征求队的总队长为广东省省长林云陔，时任广东省民政厅长、财政厅长、建设厅长和教育厅长也都在行业分队中担任队长，这些行政长官在各行业中有着较强的社会影响力和社会动员力。可以说，以上这种募捐方式是政府与社会力量相互渗透的结果，它极大地拓宽了方便医院的募捐途径。

    制度转型 成效彰显

    在政府的监管下，方便医院逐渐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管理制度更为完善，组织更为严密，财务收支更为透明。随着其社会公信度的增长，政府与社会各界的捐款较以前亦更为踊跃。如荣德公司捐官守望室围墙，华侨胡文虎捐巨款建筑高岗留医洋楼一座，简氏亲属捐建西医诊症室一间，赵大光药房捐建中医诊症室一间；此外，陈济棠夫人每年捐助巨款，广州市公安局局长也很热心，所有各分局查获贼赃私货，均送该院。在20世纪30年代初，方便医院由于较早地实现了制度转型，它接受的社会捐款都令其它慈善机关难以望其项背。

    随着收入的增加，方便医院办善设施也日益完善。广州明善堂和明德善堂分别于1927年和1929年归并于方便医院。方便医院在城北双井街明善堂故址设立第一分院，办理门诊赠医施药。至1936年，全院占地面积约1万平方米，分东西两大病院，除单人病房52间按不同等级酌收房租外，其余的大房病床共有976张，全部免费。至1936年时，该院聘任中医生18人，西医师3人，义务代院赠理接生之助产士60余人，雇用职员40余人，男、女工110余人。随着建筑规模和工作人员的增多，其救济业务亦日益扩大，除了涉及施药赠医、收葬路殍外，另在水旱灾害、施棺殓葬、赠理接生、招待各埠病侨、代收侨民骸骨等方面也是积极救济，不分市内市外。

    在政府与社会各界的支持下，方便医院不仅渡过了艰难时期，而且重新焕发活力。据统计，仅1934年，到院就诊服药者就达15.6万余人，入院留医者2.41万余人，赠棺殓葬者大棺7700余具，小棺7000余具，收葬路毙者2257人，可谓成绩显著。在20世纪30年代，方便医院平均每月收留赠医人数为当时各医院的五倍左右。由于办理较有成效，因此在当时被称为华南最大的慈善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