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贫困地区的妇女和儿童都是扶贫开发的重点对象。首先，同成年男性相比，妇女和儿童的受教育程度较低、生产技能偏低、妇科病和先天性疾病患病率高；其次，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村男性劳动力大量外流，农村劳动力女性化的趋势日显突出，尤其在贫困地区，女性承担着家庭生计维持和发展重担；最后，贫困地区儿童，特别是留守儿童的成长情况，更是关乎其自身和家庭的切身利益。

    因此，只有妇女脱贫、儿童健康成长，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农村家庭摆脱贫困。

    然而，妇女儿童健康问题，尤其是妇女生产、妇女“两癌”、儿童先天性疾病等问题长期困扰贫困地区妇女儿童。有数据显示，由于公共服务缺乏，广大农村地区的新生儿死亡率高于城市1倍多、“两癌”发病率居高不下、先天性疾病确诊率和治愈率低下……这也正是政府、公益组织和相关企业机构在贫困地区进行医疗扶贫的原因。

    本期《公益时报》跟访国内两家基金会的经典医疗扶贫项目，对贫困地区妇女儿童健康现状和医疗扶贫可及度进行观察，以此探寻在政府、公益组织和企业的多方配合下，是否有可能实现“大病不出县”的贫困地区的医疗目标。

    母亲健康快车：当“救命车”开到家门口

    ■ 本报记者 文梅

    2017年7月7日，为了迎接“她”的到来，云南省金平县老集寨乡卫生院院长赵永昌换上了一身雪白崭新的工作服，冒雨站在了“她”到来时的必经之路，神色凝重亦充满期待。

    赵永昌要等的“她”是一辆车，一辆与老集寨乡2.8万人性命攸关的“母亲健康快车”。自从卫生院上一辆急救车因年久失修报废至今，他已经等待了九个多月。今天，他总算是“梦想成真”了。

    大山里的“救命车”

    云南省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南接越南边境，距离省会昆明477公里。从金平县驱车赶往老集寨乡，还有大约120公里。

    《公益时报》记者随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项目主管、云南省妇儿工委的同志一行7人，早晨7点40分从昆明出发，直奔金平县老集寨乡。大约上午11点，车行至蒙自境内时遇上了道路塌方。

    “这段时间正赶上雨季，路不好走，晚上九点之前能到就算不错了。”云南省妇儿工委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吴皖明回过头看了看一脸焦虑的我们，淡定地说了一句。

    吴皖明每年要下乡四五次，所以省内下辖的市县路况她大致都掌握，她说，金平的老集寨乡是比较偏远的一个乡镇，路况不会太好。

    窗外时雨时停，车子开始走上了盘山路。云雾缭绕中，一眼望不到边，往下看，则是深不见底的悬崖。

    终于赶到“传说”中的老集寨乡时已是晚上8点，天色全黑。“母亲健康快车”老集寨乡卫生院捐赠仪式被安排在第二天早上。

    老集寨乡卫生院院长赵永昌，个子不高、肤色黝黑，1997年毕业于云南省红河州卫校，之后就一直在乡镇卫生院工作。2014年，他被调到了金平县条件较差的老集寨乡卫生院，一直干到现在。

    一见面，赵永昌就告诉《公益时报》记者，老集寨人运气真是好，因为自打第一次听说“母亲健康快车”到今天车子真的开到了卫生院门口，前后还不到两个月时间。

    九个月前，老集寨乡那辆已经记不清跑了多少年的急救车终于“年老体衰”，再也没力气山上山下地跑，不得不做报废处理。

    老集寨乡2.8万人都分布居住在大山深处，平时山路就崎岖难走。说起因为没有医疗急救车，当地孕产妇差点命悬一线的事，赵永昌至今心有余悸。

    2017年4月，老集寨乡清水村的一名孕妇出现生产迹象，急需送医。奈何当天下雨河水暴涨，这位孕妇家又偏巧住在河对岸，无法过河来就诊。赵永昌看孕妇再不及时送医怕是会有生命危险，遂四处央求找车。可当地人对这种事大多避之不及。

    就在赵永昌束手无策之际，终于有位好心人勉强答应用自己的私家车送产妇去医院，这才算解了燃眉之急，否则后果会怎样，赵永昌不敢想象。

    在老集寨乡卫生院，《公益时报》记者认识了来自本乡白沟村的两位村民：32岁的张太收和29岁的张恒拉。

    张太收和张恒拉普通话都说不太好，透着浓重的地方口音。看着她们因为解释不清自己到底叫什么而有些羞赧，记者请她们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这两个年纪都不算大的女子，都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不过她们说自己没有赶上好时候，孩子们都是在家里出生的。当初为了生孩子，她们没少受罪。

    “像以前我们生孩子，肚子疼得死去活来也没有办法，如果是大半夜生就更遭罪，路不好走，叫人送也找不到车，只能在那里拿命捱着、撑着，疼到最后啥也不知道了，人在疼得昏昏沉沉中，可能孩子也就生下来了。”张恒拉蹲在卫生院的一个拐角，捋着头发上的雨水，沉沉地说。

    年纪稍大些的张太收说：“正是因为这样，我才会经常以‘过来人’的身份告诉那些比我年轻的‘准妈妈’，再难也一定要去医院生孩子，不要咬牙硬扛着，不要再受这种痛苦和折磨了。”

    也就是在2017年5月，深受无车之苦、工作压力越来越大的赵永昌再次向上级部门递交了为老集寨乡卫生院配置一辆急救车的申请。这次的结果之顺利让赵永昌确实有些惊喜——这还不到两个月，一辆全新的“母亲健康快车”就开到卫生院门口了。

    “这是我们老集寨乡人的‘救命车’啊！有了‘她’，我们乡孕产妇的生命安全可以得到基本的保障，危重病患也能及时得到转院救治，这我们就安心了。”赵永昌时而搓着手，激动得有些语无伦次。

    快车如何驶到老集寨乡？

    赵永昌说“老集寨乡人运气好”，这话还真是不假——这次“母亲健康快车”云南受捐5辆，曲靖、西双版纳、腾冲、丽江和红河各一辆。红河州的这辆，直接批给了老集寨乡卫生院。

    作为全县人民的父母官，金平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普红芬对“母亲健康快车”进驻老集寨乡的意义和作用予以了充分肯定。

    “我们医疗卫生工作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基层一些乡镇卫生院的救护车以及医疗设施都已经老化，急需更新完善。以前乡镇卫生院医疗工作条件很差，没有车辆，医护人员就经常骑着摩托车翻山越岭到病人家里出诊。这次健康快车开到我们老集寨乡，可以说是开来了我们当地妇女儿童的‘救命车’，为人民群众带来了健康福音。”

    据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母亲健康快车”项目主管介绍，老集寨人能够牵手“母亲健康快车”，既是缘分，也是必然的结果。今年4月，她和同事们偶然在媒体的一则新闻报道中看到了老集寨乡卫生院目前急需救护车的事。

    “看到这个消息以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了云南省妇联，由云南省妇联与当地卫生部门进行沟通，以确认该卫生院是否确实急需一辆医疗专用车，得到的答案是肯定的。所以老集寨乡卫生院很快就被列入了我们基金会此次车辆捐赠的基层卫生院之一。”

    这位项目主管告诉《公益时报》记者，这一批“母亲健康快车”的所有募款都是来自天猫和淘宝公益所有店主的捐款，虽然捐款数额从一分钱到几千元不等，但都凝聚了这些捐赠人的爱心。

    值得一提的是，采取互联网平台募捐也是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近两年来开始采用的募款方式。互联网募款不仅让他们看到了网络捐赠群体的爱心庞大，同时也感受到了“创新”在基金会未来公益发展格局中的重要性。

    如何更有效地“进村入寨”？

    据“母亲健康快车”项目主管介绍，在项目执行过程中，作为捐赠方，妇基会对该车的使用和监管都有一套缜密的流程和完善的体系，以确保在车辆使用过程中，最大化体现其“公益性”。

    “目前这批车辆都安装了GPS系统，每家用车单位每个月都要向我们反馈一次，反馈的内容包括：这个月转运孕妇、产妇多少人，急救多少人，做了多少次义诊、普查、宣讲，受益人数多少，车行驶的里程数，哪一天从哪儿到哪儿等信息，都要事无巨细地记录并报备。对于基层卫生机构而言，这样的项目规范对他们来说还是一个比较高的要求水平。”

    云南省妇儿工委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吴皖明表示，他们要求对接该项目的管理机构对所有的“母亲健康快车”实行透明公开的使用规范，对“孕产妇不收费”这条肯定是能保证的，绝不会把该车当作120急救车去使用。在技术管理方面要按照专业规范来操作，但在出诊过程当中还是坚持“社会公益性”第一，对母亲健康快车已制定了明晰的使用办法。

    据介绍，2017年，中国妇女发展基金将对“母亲健康快车”项目“升级”。这包括，继续深化项目内涵，安装车载GPS，实现车辆使用与运行的远程数据化管理，探索新的服务模式，启动快车进城市的社区服务试点工作，援建村医理疗室，加大对公众健康的宣教力度，成立千人志愿讲师团，开展系列公众健康宣教活动等。

    与此相关，项目方还将稳步推进“白衣天使基金”、“导乐分娩关爱服务”、“女性双心健康专项基金”等公益项目，以提高综合服务妇幼健康的水平和能力。

    “母亲健康快车”项目历经14年，在全国妇联指导下，该项目的实施规模和受益人群不断扩大。截至2016年底，项目向1700多家基层医疗单位捐赠2468辆“母亲健康快车”及车载医疗设备，受益人次达6000万。

    据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相关人士介绍，展望2018年，该项目在建立基本大数据库的同时，还会加大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和普及，比如安装全程视频监控，提倡互联网用车日志等，建立与用车机构的直接联系、垂直沟通；开拓各级医疗卫生行业的专家资源，吸纳他们成为健康快车项目体系的一部分，更好的为基层群众提供各类公益服务。

    在金平县卫计局副局长马光文看来，近年来国家对妇女儿童的优惠政策出台了不少，但一些好政策要在像金平县这样经济欠发达又是多民族聚居、文化素质相对落后的贫困边疆地区予以落实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母亲健康快车”的到来，就像架起了一座无形的桥梁，对当地孕产妇的健康保健、危急孕产妇的转运，以及对当地医疗卫生健康知识的普及，都会发挥实实在在的作用。

    他笑着说：“我敢说，这辆‘母亲健康快车’从今天落地老集寨乡开始，基本上不会有闲着的时候，一定是每天都会奔波忙碌在村村寨寨之间。”

    正带领着一支四人医疗小分队在金平县人民医院进行对口帮扶的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副主任医师郭方对“母亲健康快车”这样的公益项目进驻贫困地区十分赞赏。

    “母亲健康快车的出现，虽然无法从实质上改变贫困山区的就医条件，但它大大缩短了一些病患从自己家里到乡村卫生院或者县医院的距离，等于帮助他们搬掉了横亘在两者之间的一块大石头，扫清了一直以来的就医障碍，使得病患的生命安全和健康救治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护，做了一件当地人民真正需要的、不扎花架子的大好事。”郭方说。

    离开老集寨乡卫生院的时候，白沟村的张太收和张恒拉正拉着几个身着艳丽民族服饰的姐妹拍照合影，她们笑得那么灿烂。

    天使之旅：给先心病患儿一个机会

    ■ 本报记者 王会贤

    在去徐小云家做回访的路上，可以看到大大的“兜底保障”、“精准扶贫”宣传标语。

    位于秦岭南部的紫阳县有山有水，但耕地极少，小小的县城像缩小版的重庆，叠在汉江边上。紫阳县是陕西省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中的国家级贫困县，听一起回访的当地干部讲，为了完成2020年的脱贫攻坚目标，基层干部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扶贫工作上。

    近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以下简称“中国红基会”）为孩子们做先心病筛查、救助。救一个孩子，就避免了一个家庭陷入贫困。

    我们在徐小云的家里只看到她和爸爸，妈妈在外打工。因为家里的一点耕地仅能满足日常吃饭，男性劳动力基本要出外谋生。徐小云的爸爸在外出打工时患上了尘肺病，于是换妈妈、大姐去打工，爸爸在家照顾上小学的她和弟弟。

    徐小云是去年中国红基会来筛查后救助的孩子，跟去年做手术之前相比，个头儿已经长了不少。小姑娘说自己以后想做演员，但大家问她偶像是谁时，却腼腆地不肯说。陕西省人民医院的医生王沙为她做了复查，医生告诉徐爸爸，孩子已经完全恢复正常，可以跟学校说能上体育课了。

    据紫阳县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张小红介绍，去年的筛查中共确诊先心病儿童42例，已经有31例实施了手术，还有几例需要继续观察。张小红同时还是“大爱清尘”的志愿者。

    在最合适的年龄得到治疗

    此次的中国红基会组织的“天使之旅——贫困先心病患儿筛查行动”，在秦岭地区和云南两州市同时进行(另有新疆的筛查已于6月初进行)。秦岭地区是与陕西省人民医院合作，筛查救助基金计划使用150万元，其中彩票公益金100万元，合生元母婴救助基金50万元，覆盖柞水县、安康市汉滨区、勉县、户县等四县，同时开展紫阳县受助患儿术后复查和探访。

    云南的筛查则与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心血管病医院）合作，在南华、元谋、武定、易门、红塔等5个区县开展筛查，救助资金共计150万元，分别来自郑州市心血管病医院100万元捐款及国家彩票公益金项目50万元的支持。

    中国红基会副理事长刘选国说，筛查特意选择在期末放假之前，通过媒体、学校的传播，让孩子们的家长、尤其是有先心病症状的孩子的家长，带孩子来参与筛查，让需要做手术的孩子在最方便做手术的时间段得到治疗。

    对于已经知道孩子有先心病而无钱医治的家庭来说，“天使之旅”的确是个如天使降临般的福音；对从前毫无症状，在筛查中发现患有先心病的孩子和家长来说，却是个打击，然而这样的“打击”来得越早越好。

    6月30日，在云南楚雄州南华县龙川小学，郑州七院的医护人员共筛查了一千多个孩子，筛查出患者14名，其中有的是以前从未发现过的，有的却是耽误了治疗时间，而今已失去了手术机会。

    8岁的小姑娘罗昕，被筛查出“房间隔缺损12mm”，为她检查的郑州七院专家杨斌，跟匆忙赶来、仍然难以接受的罗欣妈妈解释，房间隔缺损，就像心脏这个房子里，多了一个原本不该有的窗户，应该把这个窗户给堵上。这个病早期不容易发现，好多是到成年人以后才发现的，要尽早给她做手术。

    杨斌告诉记者，有些先心病早期是看不出症状的，这就是在幼儿园、小学筛查的意义。如果不筛查，家属也不知道，可能会失去最佳手术时机，对孩子以后的生活、健康都有影响。罗昕的情况就是如此，如果一直没发现，孩子有可能在二三十岁时，出现心衰、心脏扩大、心律失常甚至心源性猝死等情况，这会影响孩子一生。

    在我们看来，生病了赶紧去医院治病是正常的，在贫困地区却不全如此。在南华县由外公外婆带来筛查的白雅小姑娘，今年4岁，在她出生两个多月时，就被当地的县保健站检查出来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但是由于家庭贫困，一直没有条件进行治疗。

    记者随当地红十字会人员前往白雅家探访，她跟外公外婆和舅舅一起，住在打工地点临时建的两间小屋里。白雅的妈妈爸爸都是聋哑人，在生下她不久后就离开了，至今没有音信，舅舅也是聋哑人，礼貌地打着手势给来访客人递烟。能有这次治疗的机会，白雅的外婆很感激，说：“明天就回老家（找村委会）盖章，然后收拾东西，等你们通知，就跟你们去郑州，带娃娃去治病。”

    不是所有孩子都这么幸运。

    6月30日南华县筛查当天，一位父亲拿着17岁女儿的病历前来询问，17岁已经超出了项目救助范围，郑州七院负责行政的郭昊还是给她做了登记，但因为病情比较复杂，需要进一步检查才能确定可否手术。另一个嘴唇发紫的12岁男孩，情况严重，在几位医生会诊之后，结论是已经没有手术机会。

    一直跟随筛查队的云南省红十字会王金龙告诉记者，这不是他见到的第一个没有手术机会的孩子。他曾经送一个女孩前往北京治疗，火车上发生昏迷甚至用上了氧气瓶，到北京见到医生，得到的结论还是无法手术。“这个孩子现在应该没了吧。”

    7月1日，元谋县一所小学和一所幼儿园的筛查，让医生们心情轻松愉快一些，给学校学生的初筛中，没有需要手术的病例。

    不只靠筛查

    建立常态救助机制

    7月5日，在云南5县的筛查全部结束，郑州七院共筛查8650人，彩超检查354人，确诊患儿62人。目前已确定第一批跟随医疗团队回郑州的有22名患儿，陪同家属34人。

    在云南筛查的感受与陕西有明显的不同。在南华县，带孩子来筛查的爷爷奶奶更多，因为爸妈在外打工，而爷爷奶奶年纪大，讲本民族语言或云南方言，需要当地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来当翻译。在填申请表时，仍有妇女不识字的情况，也需要当地红十字会帮助填写。

    云南省是先心病的高发地区。据不完全统计，云南省每年新发现先心病患儿约3800例，但有效救治率不到60%，大部分患儿由于交通不便，消息闭塞错过了最佳手术时间。

    刘选国告诉记者：“这些年开展先心病救助的机构很多，红基会应该是最早涉足的，过去的这些年我们有所转型，一是由做普通的先心病救助向复杂的先心病救助转型。二是与合作医院通过筛查的方式深入到边远的贫困地区，及时发现需要救助的孩子，在他们最适宜做手术的年龄阶段给予救助。”

    除了每年的筛查，红基会建立起了常态救助机制。刘选国介绍：“红基会与地方红十字会合作，每个月都会接收一大批在地方医院救治的先心病儿童。红基会在全国有三十多家定点医院，部分医院开通了直通车，只要是这些医院确定的复杂先心病，费用需求比较高，靠‘新农合’报销不足以解决其家庭困难，我们就会启动彩票公益金的救助。同时我们也会跟一些合作伙伴募集社会资金共同开展救助。”

    （文中所有儿童姓名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