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1日，2017社会性别与慈善发展国际论坛在北京召开，联合国妇女署官员马雷军表示，让女性的声音被听到，公益项目才更有效。

    女性声音需要被听到

    某国际援助项目在天津蓟县修了一条高速公路，这条路从一个村子中间穿过。路修好后做评估时结果让人大吃一惊：村子里90%的男性觉得这条路很好，但一多半的女性表示不满。因为路的另一边是菜市场和学校，买菜和接送孩子都是妇女的事。原来只需要两分钟的路程，现在来回要绕两三公里。男性一般骑摩托车出门很方便，女性则更麻烦些。后来当地按要求整改，修了一座天桥。

    如果在公路设计的时候，就听取女性的观点和意见，项目设计会更加合理。但是在项目开展之前的评估，也非常少有女性参与。所以，马雷军表示，不只是单纯的性别类慈善项目，所有主流化项目中，都应该加入性别观点。这样才能保证项目的实施效果最大化。

    在对汶川灾区回访时，马雷军问一位妇女，对救灾物资是否满意，得到的回答是“也满意也不满意”。说满意吧，总给发东西：说不满意吧，需要的东西总没有。村长已经通知她去领第四个皮夹克了，但她需要的是卫生巾。

    不只是生殖健康

    洛克菲勒基金会副主席海瑟·格雷迪，对美国和中国的慈善领域同样了解。她统计了美国基金会关注的性别议题，发现2010~2015年，如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巴菲特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大基金会，相关项目大部分是支持生育健康，其次是妇女的教育。主要是关注她们在生育方面扮演的角色，而不是其他方面。

    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对性别平等的关注是多方面的：包括针对妇女的制度性歧视；针对妇女的暴力；损害妇女、女童权益的行为，严重的如童婚、割礼，轻微如刻板印象等；女性承担的大量无偿护理和家务劳动；妇女在各类决策中的参与能力；性与生殖健康；非正规就业。

    “同时还有污名化的问题，污名化使得受到暴力的女性没有办法站出来发声。中国也是如此。”海瑟·格雷迪说，“在中国不少农村地区，现在妇女占劳动力的大部分，但在决策上却没有权利。生殖健康不是不重要，而是更应该关注造成性别不平等的社会机制根源。这方面甚至应该投入更多，因为转变社会机制更困难。”

    “如果我们没有社会性别视角。捐助捐赠可能会达不到目的。”中华女子学院教授刘伯红强调。

    怎样在慈善项目中

    加入性别意识

    马雷军讲到乐施会的一个培训项目，女性来参加，可以领到餐票，省去照顾家人吃饭的担忧；如果女性参加培训，男性在家做饭，则可以领到奖励。这样的措施确保了女性参与度。

    姚基金执行总监叶大伟则讲述了他们的项目设计。姚基金主要关注乡村体育教育，组织学生篮球队。中小学生里打篮球通常是男生的游戏，但项目要求，女生的比例不能低于20%。为了增加女生的参与感和荣誉感，在篮球季比赛规则中规定：女生正常投入一个球得3分，男生仍然是2分。通常学校为了达到要求，是4个男生带1个女生，有一个学校队伍利用这个规则，4个女生和1个男生组队，4场小组赛赢了3场，这让女生们也很自豪。

    这个项目告诉我们，一个支持性的政策可以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在中国慈善组织中，还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心智障碍者家庭中，很多家长开始发起成立公益机构，自救同时也救助同样遭遇者。“我们发现这几千家家长自救型组织中，发起者大部分是女性，都是母亲。”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说，“我们支持了全国心智障碍者家长联盟，这个领域的发展，可以让更多女性得到解放。”

    性别平等对男性有益

    1951年，国际劳工组织大会就通过了“男女工人同工同酬公约”，但限制仍然有很多人甚至不认为女性是完整的主体。国际劳工组织北京局局长蒂姆·德美尔从男性视角解读性别问题。他表示，男性通常会倾向于把经济行为看成零和游戏，一方赢必有一方输。但是性别问题不同，通过提升妇女的薪资水平，可以看到新的经济驱动力。

    “怎样让男性认识到，性别平等长期来看对男性是有益的，这非常重要。”蒂姆·德美尔说。中国这些年发展速度很快，就业方面女性参与程度也很高。但也存在问题，目前各个层面都认识到市场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完全依靠市场调节，则可能伤害到一些人。

    ■ 本报记者 王会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