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4日晚，在北大演讲结束后，著名经济学家、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与盖茨进行了深入的对话，探讨慈善观点和未来技术发展。

    以下为部分对话内容：

    林毅夫：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有非常非常多的围绕着全球化的质疑，在发达国家更是如此，在您的发言当中也提到了，但是您本人是一个全球化的热情拥护者，对于全球化的质疑不仅出现在高收入国家，也出现在像中国这样的中等收入国家，现在中国也有人说，我们自己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为什么要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做事情呢？所以对此，您有什么样的建议？您对于中国人有什么样的建议？怎么去应对这样全球化的质疑呢？

    盖茨：国家变得富裕，更愿意去支持那些贫穷的国家，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在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他们把自己国家收入的1%捐给了其他的国家，比如挪威和瑞典，美国是捐了0.2%。所以我想这些钱，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可以算是一个投资，可以投资于人道主义，可以用这些钱去挽救人们的生命，你可以用它来挽救全世界人民的1%的生命，而我们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疾病，包括疟疾，你投资于这些疾病就会产生深远的成果，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些投资能够改善人们的健康，改善人们的生活。

    另一个角度，是更自私一点的角度，就是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的和平、更加的稳定。当我们面对一些大流行性的疾病——比如说流感——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防范它的世界性的扩散，这就使得我们自己能够避免很多的问题，比如说难民问题，或者是军事冲突，也能够使我们国家自己的经济变得更加的强大。

    我想强调援助本身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可以针对某些突发事件，比如说饥荒，比如说一些地区冲突来提供援助。

    林毅夫：中国自己还有很多的问题，我们中国还有很多的穷人，所以中国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盖茨：绝对贫困在中国还存在，我很高兴看到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正在致力于解决贫困的问题，我想其实就算是那些国家非常贫穷，中国很贫穷的时候也是和非洲国家站在一起的，也是无私地给非洲国家人民做了很多无私的捐献，我们现在要继续帮助这些国家，我觉得这样的国家会给你们带来回报的。一带一路倡议现在得到了大家的欢迎，很多国家纷纷加入，这是对于未来的投资。我认为国家不应该仅仅只是这方面做出了一个很好的表率，中国能够走出去，去帮助其他的国家，而且根据各国的发展重点来进行帮助。

    林毅夫：我理解您的基金会现在又推出了一个新的行动，就是帮助中国解决最后一公里的扶贫问题，请您跟我们谈一谈这个倡议。

    盖茨：我们之所以选择它，首先是希望能够记录下中国在扶贫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我想这样的记录和整理能够让我们学习过去成功的做法，也能够让我们知道如何完成扶贫工作最后的这些目标，我想再过几年印度也会达到今天中国这样的水平，所以我们可以把中国的经验分享给其他国家。

    另外，在营养、初级卫生保健方面也是我们盖茨基金会很关注的，特别是在中国的西部地区，其实有很多的工作可以去做，像营养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开发出一些模式来，也能够应用于其他的国家。这里面用到的资金可能也就是几千万美元，但它能够发挥重要的撬动性的作用。

    在非洲我知道有一些国家已经在学习这些做法来进行扶贫，那么我们也认为在这方面会有很好的进展。

    林毅夫：您的意思是很多方面我们都有进步，其实彼此之间是可以互相学习的。

    盖茨：是的，绝对是这样，盖茨基金会也可以把一些国家的做法介绍到其他贫穷国家去。

    林毅夫：您自己是一个富人，把钱捐给了穷人，中国也有一些富人，他们所做的慈善事业可不像您那么多。

    盖茨：可能现在不像我这样多。

    林毅夫：他们可以向您学习，您会鼓励他们做什么呢？

    盖茨：其实我也是一直到了50多岁的时候才认识到要做慈善，我知道做慈善是有意义的，在认识巴菲特先生之前，就已经意识到把我的财产都留给我的子孙后代，可能并不是一件好事：对于我的子孙后代来说，对于整个国家整个社会来说，可能并不是一件好事。所以我当时就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在退休的时候，我要把这些钱全都捐出去。

    2000年的时候我已经45岁了，我开始在53岁的时候全身心地投入到慈善事业当中，我知道有些人比我年轻的时候，像扎克伯格他们年龄比我小就已经开始做慈善了。我也知道，在中国有很多的各行各业的人，来自于房地产行业，来自于制造业等这些富人在做慈善。我刚刚和中国的一些慈善家进行了晚宴，我相信中国的慈善事业会发展得很迅速。

    当然，在这个慈善事业当中政府会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鼓励大家来做慈善。但是我想，虽然现在的慈善事业发展不是那么地成体系，但是我相信在中美之间因为有了非常密切的对话，我相信中国未来的几十年当中，慈善事业会迅速地发展起来。

    做慈善有很多的方式方法，大家可以有自己做慈善的方法，各国的国情并不相同，我相信做慈善会很有意义。

    ■ 本报记者 高文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