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院长、全国政协委员王名是每年的提案大户，今年的提案，到3月7日已经公布了25个，比去年的17个又多了许多。《公益时报》记者致电王名老师问“还有么？”王名语气轻松地回答：“没有啦，今天下午截止。”

    25个提案中，涉及公益慈善、教育、创意产业发展、文化传承、网约车监管等多个方面。其中与公益慈善相关的有16个，提及最多的是《慈善法》落实、社会组织广泛参与到社会事务中去和儿童福利与教育。

    王名表示：“今年，（公益慈善领域）从政府来说，最重要的是慈善法落地；从社会组织来说，是更多的参与到包括慈善法、精准扶贫、购买服务、一带一路、SDG等活动当中。”

    “我是公共政策的学者，提案就是我的工作。”王名强调。

    促进《慈善法》落地的多个维度

    立法不易，重在落实。王名今年的第一个提案就是“关于落实《慈善法》，加强三类信息平台的建设和监管的建议”。他提出了4点建议：建立三个平台的统一协调机制;加强数据标准化，为慈善大数据打好基础;将部分监管职能委托平台代行，并形成竞争、退出机制;激活慈善大数据，发挥社会和行业监督作用。

    第二个提案是建议加快社会组织基本法立法进程，王名认为，推进社会组织立法已经具备充分的社会条件和最佳的历史时机，就像我国当初及时出台《公司法》推动了现代公司体制的形成并最终建成了市场经济体制一样，如果我们抓住这个有利时机推进社会组织立法，将有力推动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形成。

    慈善税收优惠是业内关注重点，对于这个问题，王名从不同角度提出了3个提案。在关于落实慈善组织保值增值收入税收优惠政策的建议中，王名建议，重新审视目前对于慈善组织财产保值、增值投资收益的税收减免，并做出更为合理的制度安排。如：凡属于依照宗旨开展的直接投资、经营活动的收入，建议给予税收优惠。

    在关于落实《慈善法》，进一步优化慈善税制的建议案中，王名建议，根据税收法定原则，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加强制度顶层的统筹协调，努力推进配套法规和政策的完善，应尽快形成统一的慈善税制法律体系。要明确慈善组织的税法主体地位，加快清理、修改和完善慈善组织流转税、所得税和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慈善组织经营性收入的所得税等方面的税法配套政策。

    在关于“慈善信托”税制改革的建议案中，王名表示，2016年慈善信托的发展主要依赖《慈善法》正式施行的红利，并不意味制度本身的成熟与完善。从2016年设立21单慈善信托的实践来看，尚有诸多不足，配套制度严重滞后，尤其涉及慈善信托的税制改革，制约着慈善信托的进一步发展。

    此外，王名还提出了关于落实《慈善法》，加强普法宣传教育的建议案。

    推动社会组织多方位参与

    社会事务

    “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是业内共识，而如何发挥好，既需要社会组织自身努力，也需要政策支持。在这方面，王名提出了多个提案。如贯彻《慈善法》，大力推进慈善组织参与精准扶贫，指出慈善组织比起政府和其他社会力量，在扶贫活动中主要具有五大优势，一是专业性强，二是可及性好，三是灵活性大，四是可持续性高，五是参与性广。

    在关于改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建议案中，王名指出了问题：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存在的问题有迅速放大和扩张的趋势，产生了较高的失败风险，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水平也参差不齐。并提出了“推进购买过程的公开透明化、建立差异化的购买风险指标评估体系、建立有效的风险评价反馈机制”等建议。

    为鼓励社会组织走出去，王名在关于推动社会组织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议案中，提出了社会组织参与“一带一路”倡议主要包括五种渠道：一是通过获得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咨商地位，通过参与联合国系统的各种活动自上而下地推进“一带一路”;二是单独或与国际公益组织合作，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各种公益项目;三是配合我国政府，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相关政府援助项目;四是与相关企业合作，积极参与“走出去”企业在当地的社会责任活动;五是作为商会行业协会，在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发挥集体行动或政策先导等作用。

    此外，王名还提出了鼓励社会组织积极参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中国行动、发挥社会组织作用推进军民深度融合发展、关于改善外国人在华永久居留社会服务的建议案、关于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问题的建议等提案中，提出了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作用的多种方式和途径。

    儿童福利与教育倡导

    在王名今年的提案中，有3个关于儿童的：推广“童伴计划”经验，加大贫困地区儿童福利递送力度、关于提升全纳教育的专业能力及建设支持体系的建议案、关于改善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生存与教育状况的建议案。

    在关于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生存与教育状况的提案中提到，“就我国目前的法律和政策体系而言，在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生存与教育方面还存在明显的法律空白和政策缺位”。

    “北京太阳村是很早我就在关注的机构，带着学生去过很多次。还有福建的红苹果公益，是一个警察做起来的，他们做得不错，但困难重重。”王名说，“这个问题(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无人照顾)其实是一个死角。公益机构做的很多事情，本来是政府应该做的，但最开始由公益机构撬动起来。我觉得这个事情跟免费午餐的性质很相似，希望最后能形成政策。”

    关于提升全纳教育的专业能力及建设支持体系的建议案也是与救助儿童会等公益机构的合作。“重点一方面是能力建设，另一方面是推广、提高认知度，国内对这方面的认识不够，大家都还在做应试教育，不愿意接纳。我的建议是不要从特殊教育的角度去想，从国民教育的角度考虑问题。全纳教育实际上是国民教育的一部分。”王名说。

    在推广“童伴计划”经验，加大贫困地区儿童福利递送力度的建议中，王名提出，应尽快起草和颁布《儿童福利法》。目前我国保障儿童相关权益的制度安排散见于《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中，儿童社会政策碎片化。《儿童福利法》在法律位阶上属于上位，其颁布能够统合、规范和健全现有法律法规。

    ■ 本报记者 王会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