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会本身不能向任何服务对象收取费用，而行政支出一直以来都是基金会头疼的问题。我们准备今年在上海注册一家社会服务组织，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来自于基金会，将基金会的服务通过社会服务组织有偿地提供给社会上有需求、有能力购买的个人、组织或企业，获得的收益将全部用作员工的薪资福利发放以及基金会项目的发展。一方面拓宽我们的服务对象，另一方面也为降低基金会的行政支出比例减去一个很大的‘包袱’。”日前，曹原向《公益时报》记者说道。

    广东省日慈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日慈基金会”）成立于2013年12月31日，致力于关注青少年心智发展与心灵成长。成立3年多以来，基金会开展的项目有心灵魔法学院、教师支持中心、心益计划、亲子魔法盒、慧心助学等，这当中有的项目完全面向贫困地区的青少年，有的则面对当下社会公众。

    “亲子魔法盒是基于美国正面管教理念设计的产品，帮助家长更好地管控情绪，降低家长在孩子成长中对孩子造成的心理伤害。这在当下快节奏的社会中，是很多家庭都需要的，并不单单是偏远贫困地区的家庭。”曹原说道，“还有对教师心理进行辅导的教师支持中心，我们也有完整的心理辅导课程，可以面向除教师之外的企业员工、白领等群体。”

    此前，由于基金会成立时间不长，项目开展范围不大，自身还在不断完善当中，对于项目发展方向，日慈基金会并没有清楚的计划。据日慈基金会年报显示，其2014年和2015年公益支出分别是63.23万元和81.81万元。“这两年，支出费用基本上都用在了项目的前期设计和研发中，数额不大。”曹原说道。

    随着项目的逐渐实施以及范围的逐渐扩大，项目投入也随之增多，工作人员需要增加。面对这样的情况，如何保障基金会自身良性循环成了一个新课题。“我们的项目，其实有的受众面很广，社会上许多人都需要。为有需求、有能力购买的人提供服务，收取一定费用，不但可以扩大项目的影响力，还可以实现一部分收益。”曹原说，“基金会本身是不能向服务对象收取费用的，因此，我们准备今年在上海注册一家社会服务组织，人员还是以基金会的人员为主，通过为家庭亲子以及为企业、学校等群体提供向应服务，收益将全部用于基金会工作人员的薪资福利发放以及项目发展，这样就可以减去基金会很大一个‘包袱’。”

    据了解，日慈基金会已经开始着手成立社会服务组织。

    个人出资的基金会

    2015年正式担任日慈基金会秘书长的曹原，也曾按照父母的意愿进入咨询公司工作。“不适合自己”、“我喜欢公益”，这是曹原在企业工作后的自我总结。

    他也曾自己注册成立了一家草根NGO。“草根NGO，最大的问题就是资金短缺；筹集资金意味着人手的投入，而机构本身人手就捉襟见肘，必然导致设计、执行项目受到影响；项目执行不好又会直接影响资金的筹集情况。这就是目前我们很多草根NGO无法发展的原因。而运作一家非公募基金会，资金来源相对固定，只需考虑如何能将项目设计得更好，运作得更合理。”曹原说道。

    日慈基金会原始注册资金300万，全部由基金会理事长曲江亭个人出资，而曲江亭的另一个身份，是上海日播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和日播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谈及基金会的性质，曹原说道：“日慈基金会就是一个由个人出资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虽然发起人具有企业背景，但基金会本身作为独立法人，内部决策以及项目执行并不受制于企业，只是在项目运作当中，会与企业进行合作。”

    年初提交预算，年末根据实际费用支出再由理事会注资，作为基金会捐赠收入，也保证年检顺利通过，这是日慈基金会的实际情况。

    网络筹款意在传播

    2014年，日慈基金会捐赠收入为67.34万元，2015年为121.72万元，基本上都是曲江亭个人出资，并未进行其他筹款。2016年，日慈基金会第一次参与腾讯“99公益日”，试水互联网筹款，与3家公募基金会合作，筹集资金90万元。除此之外，基金会还拿出了100万元投资货币基金，“收益不高，七万到八万的样子，收益高的理财产品风险也大，我们得慎重考虑”。

    2016年全年，基金会累计筹集资金240万元。对此，曹原说道：“项目逐渐增多，范围扩大，需要的投入资金也越来越多，单纯地依靠创始人的资金也不是办法。”

    而对于网络筹款的态度，曹原认为“是一种传播手段，但不是我们主要的筹款渠道”。

    “90万筹款中，实际上来自社会公众的个人捐赠很少，主要是曲江亭通过发动其企业资源，包括企业员工、上下游供应商等捐赠筹集的。”曹原说道，“这类公益项目，不同于救助类项目故事性强、需求明确、效果迅速而显著，给公众很强的认同感，它的社会认识度并不高，想要通过互联网筹款，短期内并不太现实。所以，参与互联网筹款，目前只能是作为一种传播手段，让公众看到这一类的公益项目，但不会是主要筹款手段。”

    2017年，曹原预计全年基金会支出600万。

    “我们希望能够把项目覆盖到更多的地区，让更多的人受益。而且作为公益行业中的冷门，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和我们愿景及使命相同的公益机构，给予他们资金支持，也让我们逐渐向‘资助型’基金会转变。”

    600万的支出，也就意味着日慈基金会的捐赠收入不能少于600万。对于如何实现基金会捐赠收入的成倍增长。在现有基础上，除了成立社会服务组织外，曹原还计划举办慈善晚宴。

    “我们将举办一场慈善晚宴，通过现场拍卖的形式筹集一部分资金。参与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天使投资人，他们本身具有一定资金和社会影响力，这也是推广基金会自身的一个很好的渠道，‘影响那些具有影响力的人’会对我们有很好的帮助。”

    社会服务组织与慈善晚宴，曹原计划依托这两项筹集330万资金。“如果有资金缺口，我们还是会由理事会出资。”

    去年《慈善法》颁布实施，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公募权的放开。而在曹原看来，他们并不会考虑转型成为公募基金会。

    “转型成为公募基金会，目的在于公募权，希望面向社会筹款。显然我们对此需求并不高，因为即便获得公募权，就当下公众对于心智发展类公益项目的认可度，筹款也不会很理想。我们应该面向对儿童心理发展感兴趣的群体，比如母亲、教师等，或者与企业建立合作，寻求大额捐赠，逐渐让社会认识这一类公益项目。其次，转型成为公募基金会，无论在信息披露方面，还是基金会全年公益支出比例方面的要求，对我们而言都是不合适的。所以我们并不会转型。”

    据基金会中心网显示，日慈基金会透明度得分为78.8分，在广东820家基金会中排名第21位。对于公开透明，曹原有自己的看法。

    “公益的本质就是公共利益，因此，不论是公募基金会还是非公募基金会，都有对公众公开包括资金、项目运作等情况的义务。但是，对于不同的机构，不能在特定时期以相同的标准要求，这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基金会自身能力是不同的。”曹原说道。

    “日慈基金会目前全职工作人员7人，2名研发人员，1名行政人员，剩下的全部都负责项目，我们本身的人员非常有限。目前，我们要协调人员负责每年基金会的年检、评级、免税资质认定等一系列工作，目前按照相关规定把要求予以公开的信息主动披露，我们是非常尽力在做的。相对而言，成立早、发展迅速的大型基金会，人员相对完善，在这方面投入更多，主动披露的信息更完善，但不能因此而否定我们在这方面做的工作。所以，关于公开透明，不能一概而论，要客观地站在不同基金会的角度。”

    ■ 本报记者 菅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