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范围很广，在这个领域，我们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能让孩子终生受益，这是我们基金会创立的出发点。”2017年1月13日，北京国家图书馆举行的一场发布会汇聚了国内教育界、图书馆界、出版发行界的顶尖从业者，刚主持完这场发布会的李哲接受了《公益时报》的专访。

    与记者侃侃而谈的李哲今年刚年满30岁，没有深入交谈，恐怕谁也不会相信这个年轻人已在一家非公募基金会秘书长的职位上任职数年。

    这家名为“深圳市爱阅公益基金会”的机构是这场发布会的主角，当天在现场对外发布了2016版《小学图书馆基本配备书目》，这已是该基金会继2012年后第二度推出这一书目。据了解，这一经国内顶尖专家团队根据儿童不同年龄段特点，于浩如烟海的数十万图书内精心筛选而成的书目，在2012版推出后就已成为众多学校、教育局和公益组织采配图书的重要依据。

    “我们希望该书目能帮助越来越多的家长和教育工作者成为儿童阅读的合格守门人，解决如何从海量图书中找到适合于不同年龄阶段儿童阅读需要的读物。”李哲说，“我们希望通过努力和影响，让孩子真正养成阅读习惯，成为一个终身的阅读者。”

    实际上，爱阅公益基金会的所有工作都致力于推广有品质的儿童阅读，而这一投入了大量资金和心血的书目研制与普及，也仅仅是在打造儿童阅读环境中众多维度中的一个。

    与李哲一样，爱阅公益基金会同样年轻，但它却怀揣这样一个使命——“共建有品质的阅读国家”。为了向这样一个目标靠近，基金会围绕儿童阅读的不同维度，全方位地开展了多个项目：培养0~6岁儿童早期阅读习惯的“阅芽计划”、为资源匮乏地区营造儿童阅读环境的“乡村儿童阅读资助项目”、专业主播为孩子朗读故事的“爱阅电台”、为相关研究提供资金帮助的“儿童阅读研究支持项目”以及为孩子选择合适图书的“书目研制项目”。

    年轻的爱阅公益基金会有着笃定的决心，“做儿童阅读的合格守门人”，确保基金会项目互相连系、互为支持，促进整个社会对儿童阅读的认知；而年轻的李哲对于秘书长一职也有着成熟的认识，做基金会的合格掌门人，保证机构运转、保持机构活力，努力达成基金会的长远目标。

    有品质的儿童节目

    《公益时报》：据了解，这个“书目研制项目”投入很大，投入主要在哪些方面？为什么要花费如此精力来做这个项目？

    李哲：爱阅公益基金会的总部在深圳，但由于北京的阅读推广环境特别好，我们在这里设立了儿童阅读研究院，并在北京为这个项目专门招聘了两名员工，这对于一个公益组织来说是开销巨大的。另外，我们在印制和推广书目方面的花费也不少。

    为何对此投入这么多？这源于我们对“好书进入学校困难”这一现象的发现。基金会成立至今捐建了多所乡村小学图书馆，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发现好书不能进入学校无非三种情况：采购渠道所限、资金所限和了解所限，而最后这种情况是普遍存在的，即老师和教育局长压根儿就不知道到哪儿去买这些好书。有不少从事阅读推广的组织和做图书捐赠的组织都没意识到，适合孩子读的、能够激发孩子阅读兴趣的书才是真正的好书。于是，我们经过思考认为，研制一本书目就能够影响更多了解有限的群体，这样比我们捐建图书馆会更有效率，也同样完成了基金会的使命。其次，一本好的书目也是家长和教育工作者选择图书的捷径。

    《公益时报》：从知晓书目到真正按照书目购买还有一段距离，如何真正让学校和家庭真正按照书目购买图书，基金会有何动作？

    李哲：据我们采集的数据显示，到2016年年底，已有学校、公益组织、教育局等机构通过该书目采购图书300多万册，图书价值达6000多万元，有数十万的学生看到了按照这个书目所采配的图书。

    在书目推广方面，我们基金会本身就有计划，这也是书目研制和发布之外的重要工作之一。我们的目标是通过影响学校、公益组织以及从事图书捐赠的机构和项目，逐步影响老师和家长。

    我们也做过“自上而下”的干预尝试，但发现是有困难的，很多因素会影响它的效果。“一个好老师不如一个好校长，一个好校长不如一个好教育局局长”。基金会在这些年中为14个省捐建了将近300所乡村小学图书馆，但碰见一个知道如何培养学生阅读兴趣和习惯的校长或者局长真的不容易，而且在乡村学校还比较容易采用“自上而下”的干预形式，但到大城市中就特别的困难。

    不过，我们认为，推广书目并不意味着一定要让多少个学校按书目来采配图书，而是希望那些校长和老师能因为这个书目而重视儿童阅读品质，知道适读的好书是培养学生阅读兴趣和习惯的基础条件，那么这个书目的意义和使命就达到了。

    《公益时报》：据了解，国内图书市场在供需信息等方面存在着不小的问题，即使在北京、深圳等一线城市也不一定能采配到想要的图书，如何帮助书目的购买方解决这一困境呢？

    李哲：2012版书目发布以后，基金会发现了这样的需求，所以也培育了对应的图书经销商，能够按照较低的价格和公益原则为公益机构提供一揽子图书采配、打包和货运服务。通过几年的摸索，我们也希望联合其他从事儿童阅读推广的组织，搭建一个童书的公益服务平台，罗列各自有品质的书目，通过经销商和网上购书平台，大便利地进行采购。

    几年前，我们到四川凉山做图书捐建，当地教育局负责图书装备的科长说起初并不欢迎我们，但图书到达之后彻底改观，因为大量的公益机构都在向这一地区捐书，但许多书都是孩子看不了的，当地还要花功夫对这些书做处理。所以，我们也希望用服务平台的方式影响整个公益圈，让图书的捐赠方和接收方都意识到图书捐赠应该是有品质要求的。

    让阅读回归教育本质

    《公益时报》：解决了“读什么”，接下来就有“怎么读”的问题。在偏远贫困地区，教师质量参差不齐，基金会如何保证乡村教师有足够能力指导学生读书？

    李哲：“书目研制项目”并不会直接服务于乡村教师，但2016年基金会已将原先的图书馆捐建项目转型为资助项目，即资助在地服务的NGO，让它们给乡村学校和社区提供服务，带领当地老师去认识、提高指导孩子阅读的能力。去年，基金会资助了7至8家机构，每家得到10万元的资助金，以后每年计划资助10到15家这样的机构。通过这样的项目，我们能够发现更多适用于乡村学校做阅读推广的案例和做法，也让受资助机构能够彼此交流，促进它们更多地思考。

    在这一问题上，我们还有一个观点，即老师在没有能力指导孩子读书之前，应尽可能开放图书馆或图书角，让孩子自己选择想读的书，激发阅读兴趣，养成阅读习惯，避免一味让孩子写读后感等损害孩子阅读兴趣的行为。

    《公益时报》：在城市里，儿童阅读培养可能面临更多问题，比如家庭缺乏阅读气氛、娱乐方式繁多、课程负担过重、学校图书馆不开放等都有可能扼杀儿童的阅读欲望，基金会是否有针对性的方案？

    李哲：在孩子没有自主阅读能力的时候，有两个群体起到关键的作用，即父母和老师，他们对应的区域是家庭和学校。所以，在这件事上，只有在这些区域影响关键群体，让这些群体对儿童阅读有更深刻、更科学的认识，才有可能使孩子爱上阅读。

    2016年，基金会还发布了“阅芽计划”，为0~3岁和3~6岁这两个年龄阶段的孩子家庭提供“阅芽包”，倡导家庭亲子阅读。当时有人质疑在城市间开展这个项目的必要性，但根据哈佛教育学院给项目做的有效性研究的前测数据显示，参与问卷调查的深圳市中等收入家庭中有将近65%是没有亲子共读习惯的，这些家庭无一例外地给孩子买很多书，但没有认识到把书丢给不到三岁的孩子自己读而不进行互动式阅读是不可能达到家长对早期阅读的预期的。而通过影响家长，也能让家长在学校的家委会中影响老师，这也是城市中阅读推广的特点之一。

    我觉得现在比较好的情况是，在阅读推广这个细分领域中，国家释放了很多绿色信号，“全民阅读”这个概念已经“自上而下”地被接受，然后“自下而上”的服务模式肯定也会越来越多，随着儿童阅读理念的深入和童书出版的丰富多元，现在其实是儿童阅读推广的春天。我们有一个不成熟的猜测，会有越来越多的学校去重视阅读、开展阅读活动，阅读一定会回归它的教育本质，而不是一次性的活动。所以，当所有的学校都开始做阅读的时候，就会涌现出一批用心的老师和校长去做差异化的东西，去把阅读的质量效果做好，由量变带来质变。

    基金会的“马太效应”

    《公益时报》：作为企业出资的非公募基金会，为何会选择进军一个非传统的公益领域呢？

    李哲：教育的范围很广，在这个领域，我们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能让孩子终生受益，这是我们基金会创立的出发点。在基金会成立之前，基金会理事长就发起了捐建乡村小学图书馆的项目，这也是因为理事长自己是一个阅读人，她深刻意识到阅读对孩子的影响。所以我们希望通过努力和影响，让孩子真正养成阅读习惯，成为一个终身的阅读者。

    《公益时报》：我们注意到基金会在2016年增加了原始资金，这在非公募基金会纷纷缩水的大潮下，可谓是个“逆现象”，基金会这一决定是作何考虑？

    李哲：基金会成立以来一直专注在儿童阅读领域，经过几年的耕耘，很多项目的发展越来越好，就要求投入越来越多，包括专职的工作人员和资金的投入。这其实也是“马太效应”另外一种形式的展现——专业专注得越久就越可能优势突出。其实，这对基金会也是一个自我约束，我们希望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也希望自己在这个要求下能够发展得更好。

    ■ 本报记者 高文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