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阳节刚刚远去，按照我国传统，重阳乃登高望远、把酒赏菊的好时节。由于九月初九的谐音为“久久”，有长久之意，所以，民间也历来有在此日进行祭祖和敬老活动的习俗。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一些地方将农历九月初九定为“老人节”，以此倡导社会树立尊老助老的风气；1989年，我国政府将该日确定为“中国老人节”、“敬老节”；2012年12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进一步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该日为“老年节”。

    而翻开史书，由国家或官方制定和推行的养老制度也几乎贯通古今。古代政府对养老的关注与投入，有一种近乎天然的职责与自觉，它无疑与我国的孝文化紧密相关。

    官办机构延续1500年

    我国最早的官办养老救济机构出现在南北朝时期。南朝梁武帝萧衍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受佛教救济思想的影响很大，在公元521年，下旨在首都南京设立名为“孤独园”的慈善机构，专门救济民间无依无靠的老人和孤儿。

    《梁书·武帝本纪》有记载：“凡民有单老孤稚不能自存，主者郡县咸加收养，赡给衣食，每令周足，以终其身。又于京师置孤独园，孤幼有归，华发不匮。若终年命，厚加料理。”也就是说，梁武帝创设的“孤独园”，为郡县出资，收养无家可归的孤儿和无人赡养的老人，并负责为收养的老年人料理后事。

    这是我国古代第一个官方设立的救济赡养机构，并成为后世仿效的榜样。当时，连梁武帝的政敌、北朝的东魏权臣高欢也不由称道：“江东有萧衍老翁，专讲究文章礼乐，中原士大夫南望羡慕，认为正统所在。”

    至唐朝，类似的官办养老机构已得到长足的推广。武则天时代，唐朝开设了主收贫、病、孤、疾者的“悲田养病院”；唐肃宗在长安和洛阳分别建了“普救病坊”，用于照顾无人赡养的老人。

    宋朝则使“养老院”成为流行的养老方式。北宋初年即开设了名为“福田院”的养老机构，后又设“居养院”，南宋则称“养济院”，这些机构都将不能养活自己的孤寡老人登记在案，由国家赡养，虽然机构名称各异，但都属慈善性质。值得一提的是，在宋徽宗时期，老人的年龄标准是50岁，使得养老的人群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扩展，成为历史上老人的黄金时期。

    明朝嘉靖年间，京城除了加大养济院的数量与规模，还定期轮派官员进行督查，查看贫者和老者有无饭吃以及有无制度上的弊端。嘉靖十一年（1532年），在北京地区，仅政府免费提供给老无所养等各类穷人的衣服，就花费275两银子（相当今日近15万元人民币）。国家花钱直接给老人购买生活必需品，在社会上形成一种极为良好的养老风气。

    清代延续明代制度，继续开办“养济院”和“施棺局”，即便到了清末国家较为衰弱之际，对养老的支出也毫不吝啬。如光绪年间的某一年，仅广东一省的养济院，就花费白银近1.7万两。

    家庭养老有法可依

    当然，我国养老还是以家庭为主力军，在古代更是如此，但无论在各个朝代，政府都制定了相应的政策法规，让家庭养老得以更顺畅地实现。

    从周代开始，养老制度就已初具规模。《礼记·王制》中对王公贵族的饮食都按年龄做了详细的规定。而对于民间的老人赡养问题，周代也对有老人的家庭实行减免徭役的政策，有“八十者，一子不从政；九十者，其家不从政”一说，即如果家中有80岁以上的老人，则儿孙中可以有一人不服徭役，如果有90岁老人，则全家都可以不服徭役。

    战国时，齐国也规定，对70岁以上的老人，免除其一子的徭役和赋税；对80岁以上的老人，免除其二子的赋税徭役；对90岁以上的老人，免除其全家的赋税徭役。

    汉朝“以孝治天下”，对养老问题更加重视，特别是对“家庭养老”有着极严的规定和要求。孤寡老人到市场上做买卖，规定免缴纳租税，并允许孤寡老人贩卖作为国家专卖品的酒。为确保养老制度的落实，汉律还规定，不赡养老人者，要被处弃市之刑，即在闹市执行死刑并将犯人暴尸街头。对父母、祖父母等长辈不敬也是重罪，子女杀父母或祖父母，即使没有成功，也要被判处弃市之刑，殴伤长辈者同样要受弃市之刑。

    汉朝还向老人授予名为“鸠杖”的实物，是帝王赐予老人使用的拐棍，相当于今日的“老年证”。从汉宣帝刘询开始，国家规定，凡是80岁以上的老人，皆由朝廷授予王杖。与此相配套的《王杖诏令册》全文近600字，规定了70岁以上老人应该享受的生活和政治待遇，有学者称其为中国最早的“老年人保护法”。

    唐律则规定：父母在世时，子孙不能出远门、不能分家、不能存私房钱，否则要被治罪，较好地解决了“空巢”现象。唐代也继承了汉代给老人“赐杖”、“免税”等诸多做法，并提出了“补给侍丁”制度，即为80岁以上的老人安排侍丁进行照料，并规定这些侍丁不用服徭役。唐代甚至还有“精神养老”一说，就是奉养父母时要和颜悦色，不能让老人不开心，有违反者甚至可以成为休妻的理由。

    宋、明、清三代都规定免除老人子孙的赋税。为保证老人有子孙养老送终，北魏首创的存留养亲制度一直沿用至清代。“存留养亲”是指犯人的直系亲属年老，但家中没有其他人可以赡养老人时，对于非重罪犯人，允许他们通过一定的程序得到从宽处罚，流刑可免发遣，徒刑可以缓期执行，让他们留下来照料老人，等老人去世后再继续服刑。

    宋朝：古代养老集大成者

    遍览各朝养老福利制度，最为完善者当宋朝莫属。

    在“家庭养老”方面，宋代对“侍丁”和“存留养亲”两项制度有着明细的规定。北宋天禧元年（1017年），真宗诏：“父老年八十者赐茶帛，除其课役。”天圣二年（1024年），仁宗诏：“（西京）城内民八十以上，免其家徭役，赐茶人三斤，帛一匹。”明道二年（1033年），仁宗诏：“其父母年八十者，与免一丁，著为式。”这些宋朝法令表明，宋代平民如果家有80岁以上的父母，可免除家庭成员的“身丁钱”，并免除其中一位男丁的服役义务，以便老人身边有子孙服侍、奉养。《宋刑统》则规定，除了谋反、内乱等死罪之外，罪人若家有祖父母、父母年八十岁以上，且“户内无周亲年二十一以上、五十九以下者”，可以“申刑部具状上请听敕处分，若敕许充侍”。

    在“官办养老”方面，宋代提供的国家养老福利最为丰富。北宋立法：“居养鳏寡孤独之人，其老者并年满五十岁以上，许行收养，诸路依此。”凡50岁以上的鳏寡孤独老人，可以进入国家在京师及诸路开设的福利院养老。国家给他们的养济标准一般为每人每日一升米、10文钱；对80岁以上的居养老人，政府还有额外补助，另给大米及柴钱；90岁以上老人每日有酱菜钱20文，夏天给布衣，冬季给棉衣。后来因为要收养的老人太多，又将进入福利院的年龄线提高到60岁以上。

    宋政府设立的福利院，包括京城的福田院、遍设于各州县的居养院、养济院，都是综合性的福利院，收养的对象包括“鳏寡孤独贫乏不得自存者”、“非鳏寡孤独而癃老废疾、委实贫乏不能自存者”。南宋时期，一些地方政府又修建了“安老坊”、“安怀坊”、“安济院”，是专门收养孤寡与贫困老人的福利机构。制度化的福利性公墓体系也始于宋代，最初在京师汴梁设立“漏泽园”，后又在“京畿近郊佛寺买地，以瘗死之无主者。瘗尸，一棺给钱六百，幼者半之”。为尽力照顾逝者家庭，漏泽园中的下葬品和祭品都由政府置办。

    而宋代的“宗族养老”也开始走向制度化。范仲淹设立的范氏义庄可谓宗族养老的典范之作，它如同一个公益基金，定期向族中贫困人口发放钱米。苏州的范氏宗族，每一位5岁以上的族人都可以从范氏义庄领米，每口每日一升。族中若有老人去世，也可以从义庄申领到15贯至25贯的丧葬费。范氏义庄创立后，宋朝士绅纷纷效仿，成立义庄赡养族人。

    宋代还甚至出现了“社会化养老”机制。南宋《新安志》载：“愚民嗜储积，至不欲多男，恐子益多，而赀分始少。苏公谪为令，与民相从为社，民甚乐之。”这里讲的是，新安当地居民不愿多生育儿子，怕儿子多了会分掉他们的财产，而一位苏姓知县顺应“民嗜储积”的习惯，鼓励人们成立一个养老基金会，平日将余钱存入，年老时再取出。这可谓我国养老储蓄与保险的先例。

    可以说，宋朝建立起了以家庭养老为主，宗族养老为辅，国家养老和社会化养老为补的多层次养老系统。

    ■ 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