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17日是第24个国际消除贫困日，也是我国第三个扶贫日。从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中国已使8亿人口摆脱了贫困，目前我国贫困人口约为5500万。到2020年，我国将实现现有标准下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的目标。在扶贫脱贫工作中，公益组织的角色越来越得到重视，为消除贫困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作为中国扶贫公益领域规模最大的基金会，截至2015年年底，中国扶贫基金会累计募集资金和物资177.46亿元，救助贫困地区和受灾地区群众总计2479.32万人次。2016年，中国扶贫基金会筹款目标为3.58亿元，截至目前已完成3.1亿元，占年度筹款目标的87%。10月16日，中国扶贫基金会联合多家平台及媒体发起了2016年度“饥饿24小时”公益体验活动，呼吁全社会关注贫困并帮助受饥饿困扰儿童筹集餐费。

    投身公益行业15年，担任秘书长4年多时间，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刘文奎认为，。一方面，公益组织可以借助自身的资源和优势，发动更多人参与扶贫，弥补政府在扶贫工作中的不足；另一方面，公益组织参与扶贫工作形式比较灵活，可以创造不同的扶贫机制，引进先进的项目管理、监测以及评估经验，使扶贫工作更有效率。日前，就公益组织参与扶贫工作的方式和特点、公益组织如何做好精准扶贫、“互联网+”为扶贫工作带来的机遇等问题，《公益时报》对刘文奎秘书长进行了专访。

    从中介机构到创新平台

    《公益时报》：中国扶贫基金会成立于1989年，到目前已有27年时间。在你看来，基金会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哪几个阶段？

    刘文奎：如果用10年作为一个发展阶段，中国扶贫基金会这27年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10年”，从1989年到1999年，这是基金会的创业阶段。当时基金会没有钱，资源也很少，是个没有基金的基金会。10年间，我们前辈们白手起家，募款额从0逐渐增长到每年2000万元左右，在贫困地区开展了很多项目。当时基金会主要是根据贫困地区的需求和自身掌握的资源对接项目。

    第二个“10年”，从1999年到2009年，这是基金会改革壮大的10年。这期间基金会做了一些改革，目标是学习国际上的社会组织，打破行政管理模式，采用市场化的方法募集扶贫资源。基金会的工作方法也从主要依靠领导资源，逐渐变成依靠项目和品牌，强调专业化管理。到2007年左右，基金会的筹款规模基本跃上了两亿元的台阶。特别是2008年，因为发生汶川地震，我们的筹款突破4亿元。

    第三个“10年”，从2009年到现在，我们的筹款又跃上一个台阶，基本稳定在3亿到5亿元的水平。随着筹款能力的提升，基金会的工作重心发生了变化，从筹款导向慢慢变成需求导向。我们有能力根据贫困地区的需求去设计和开展项目。我们更注重通过创新解决问题，像电商扶贫项目、美丽乡村项目都是大胆的尝试，效果也很明显。

    《公益时报》：你进入扶贫基金会已有15年时间，担任秘书长也有4年多时间，这期间你对扶贫工作、对基金会的认识发生了哪些变化？

    刘文奎：观念上的改变还是挺大的。最初，我认为扶贫基金会就是一个中介机构。这边爱心人士捐了钱，我们把这笔钱拿过来原原本本交给需要帮助的人。当时觉得只要不是把钱贪污了或者浪费了，我们的工作就完成了。后来随着对扶贫工作的认识不断加深，我觉得我们还应该是一个服务机构。我们要为贫困地区服务，也要为捐赠人服务。这就要求我们更加专业，要考虑怎么才能把钱花得更有效率。现在我觉得我们的作用又不止于此。基金会不仅仅是一个服务机构，未来还应该是一个创新和资源整合的平台。区别于商业机构，基金会可以整合很多资源，比如捐赠人资源、政府资源和市场资源等，我们可以用这些资源去进行创新和探索，用更有效的方法解决社会问题。

    围绕致贫原因设计项目

    《公益时报》：造成贫困的原因有很多，这无形中为扶贫工作增加了难度。基金会如何确定扶贫工作的关注领域和项目的主要方向？

    刘文奎：确实，很多因素都能导致贫困。根据长期的扶贫工作实践，我们总结出导致贫困的四大成因，我们也是根据致贫的原因来分析并确定项目的主要方向和领域。

    第一，人力资本问题。劳动能力低下、人力资本不足，会导致一些人无法得到足够的就业机会，其收入自然也会很少。第二，健康问题。目前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十分突出。第三，生产生活环境问题。一些地区自然条件比较差，基础设施薄弱，导致生产生活条件也比较差。第四，因灾致贫、因灾返贫。地震、洪灾、旱灾等灾害都会对人们的生产生活造成很大影响。

    针对导致贫困的四大成因，我们实施了四大类项目，包括教育公平、卫生健康、社区与生计发展项目以及人道救援。每类大的项目下面还有很多具体的品牌项目。比如教育公平项目下设有童伴计划、爱心包裹、筑巢行动等；健康项目下设有母婴平安120、爱加餐、顶梁柱计划等；社区与生计发展项目下有小额信贷、溪桥工程、美丽乡村等项目；在人道救援方面有紧急救援、过渡安置、灾后重建等项目。我们会根据不同的贫困人群以及公益市场的接受度等对项目进行细分，便于社会参与，在执行过程中也更有针对性。

    《公益时报》：精准扶贫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你觉得公益组织如何才能做到精准扶贫？

    刘文奎：精准扶贫有以下几层含义：第一，扶贫对象精准，我们的目标群体就是贫困地区的建档立卡贫困户。第二，资源投入精准，在瞄准扶贫对象之后，针对他们面临的贫困问题对症下药，比如增加收入、提高农民自身的能力等。还有一点就是要实现真脱贫、可持续脱贫。即使扶贫项目结束了，其效果也能持续下去。

    与政府相比，公益组织的资源投入没有政府多，但是更加灵活。公益组织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选择项目，做得更深入、更细致，同时也能引入更多新的方法。这样的“量力而行”同样可以把精准扶贫做到位。当然，这也要求公益组织在设计项目时首先要理解什么是精准扶贫。

    “互联网+”提供新的思路

    《公益时报》：2014年年底，中国扶贫基金会在雅安启动了“互联网+扶贫”项目实践，效果如何？

    刘文奎：我们从2014年开始利用电子商务帮助农民销售农产品。2015年年初，我们发起成立了社会企业（北京中和农道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中和农道”），全面负责项目运营管理，并注册共享品牌“善品公社”。简单来说，“善品公社”的模式就是把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合作社，按我们的标准生产品质好的农产品。这样就能够解决农民生产中规模和效益的问题，也能够解决农产品质量问题，破解农产品电商瓶颈，提高农民收入。今年3月份，“善品公社”第一个电商扶贫产品四川石棉的黄果柑成功上市，仅10天的时间就卖了17万斤，销售价格增加了约一倍，农民增收效果非常明显。这充分说明“善品公社”电商扶贫模式是成立的，这个项目未来潜力还是很大的。

    《公益时报》：“互联网+”为公益创新提供了很多可能，如何在创新的同时保证项目的可持续性？

    刘文奎：我们的创新项目在设计的时候会充分考虑公众的需求。比如说善行者活动，我们的设计结合了大家对运动的热情，大家可能本来就喜欢健身、喜欢徒步，那么我们就搭建这样一个平台，融入公益的主题，并且提供良好的服务和活动体验。这样一来大家就会记住这是扶贫基金会的项目，就会慢慢关注扶贫，甚至开始捐款，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去年和今年，善行者项目的筹款加起来有1000多万元，直接帮助了很多贫困地区的孩子，解决了他们吃饭的问题。如果只是简单地号召大家捐款，那很可能会成为大家的负担，难以持续下去。所以我觉得项目在设计的时候，不仅要考虑公益的需求，还要考虑公众的需求，要让公众感觉到自己在参与公益项目的过程中不仅帮助了别人，也收获了健康和快乐。

    再比如我们的“饥饿24小时”公益活动。可能有人会说这种活动时间太短，挑战的力度不大，很有可能流于形式。但我觉得这种方式很轻松，能吸引很多人关注和参与，进而了解活动的意义。虽然这个活动启动时间不长，但去年通过社交媒体就有约2亿人次参与，我觉得这个影响已经非常大了。公益组织通过这种方式不断进行创新，通过不同的项目达到不同的目标，所以不能简单地说流于形式。当然，我们做得也不是十全十美，也希望大家多提意见。

    《公益时报》：对于基金会明年以及今后的发展，你有什么规划？

    刘文奎：未来的几年，基金会工作的重点都是精准扶贫，我们希望把资源更有效地投入到精准扶贫工作中。我们也希望巩固创新成果，包括在社会企业、美丽乡村等方面取得的经验，能够继续发展下去，惠及更多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在公益组织国际化方面，我们还会继续探索，加强国际交流。对于一些重要的社会问题我们也会投入资源进行关注，比如养老问题。今年我们已经开始关注这一领域，并且已经起步，希望到明年能够初步探索出一种公益养老模式。

    ■ 本报记者 皮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