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家，这是上海成功教育管理咨询中心11年来先后托管的公办学校的总数，目前仍在托管的还有7家。

    在9月23日举办的第二届中国教育创新成果公益博览会上，上海成功教育管理咨询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总监徐启侨透露了上述数字。在教博会上，中心的“成功教育托管农村薄弱学校的实践模式与策略”被推荐为十项SERVE奖成果之一。

    作为一家2002年注册的民非机构，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又是如何托管学校的呢？

    始于2005年的托管尝试

    中心对公办学校的托管始于2005年。2005年6月，上海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正式将东沟中学委托给中心管理。

    这一创新的实现与两个人有关，一个是时任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局长尹后庆，一个是中心董事长刘京海。

    作为时任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局长，尹后庆面对的是学校面广量大，而教育管理机构小、人数少的现实。

    “如何借用更多的力量来管理众多学校，如何快速地提高新区学校的办学水平和品质，这时我想起来：可不可以采用‘委托管理’的形式？让专门的教育中介机构来承办。”尹后庆曾经回忆当时的想法。

    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责不变，而教育的专业管理则通过委托的形式实现，教育公共服务的质量也可以得到保证。

    “这种教育的‘委托管理’形式，本来不曾出现过，能不能做一个改革的尝试呢？” 尹后庆表示。

    在一次谈话中，尹后庆将这一想法告诉了原本就熟悉的刘京海。

    之所以对刘京海熟悉，与他的另一个身份有关：上海市闸北八中校长、成功教育创立者。

    上世纪80年代，地处上海有名的“棚户区”的闸北八中是公认的“垃圾学校”，刘京海在此实施了成功教育研究，有效地转变了大批学习困难学生，而闸北八中也成功转变为区重点中学。成功教育被国家教委列为全国基础教育重点推广的三个成果之一，成为全国素质教育的一面旗帜。

    上海成功教育管理咨询中心正是以闸北八中为依托成立的民办非企业单位。

    “以前靠人家来取经推广成功教育，但人家怎么改、怎么推广及效果怎么样，我们只能倾听却心中无数。现在可以由自己掌控来推行成功教育，这对成功教育的纵深发展不正是一个有利的好机会吗？”刘京海表示。

    成功教育对公办学校的托管由此正式开始。

    怎样进行托管呢？

    从2005年的东沟中学开始，成功教育陆续托管了17所薄弱学校。其中多所学校成为当地重点，显示出托管模式的可行性。那么，成功教育究竟是如何对这些学校进行托管的呢？

    据徐启侨介绍，当接到托管意向时，中心会去学校进行评估，和委托方沟通托管目标，如果超出了中心认为可能达到的目标，中心是不会承接的。达成托管协议后，中心会正式进行托管。

    中心进行托管的资金并不由学校提供，而是来源于政府资金。中心2014年的年检报告显示，当年的总收入为449.364718万元，其中政府补助收入448万元。

    据徐启侨透露，除了给中心的托管资金之外，被托管学校也会相应获得一定的资金。“也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才能做好工作嘛。”徐启侨强调。

    中心会派出工作人员参与学校管理。第一种方式，经双方协商，中心可以派出校长，但必须由原上级机构认可。

    第二种方式，也可以不派出校长，而聘用原校长为委托团队的成员。

    第三种方式，在原校长与班子不变的情况下，派出委托管理的总监，帮助协调校长的工作。

    通过加强管理，帮助学校实现管理制度化、规范化、标准化和流程化。

    中心会还派出工作人员参与教学工作，这些工作人员都是拥有学科特长的退休教师，主要是起示范与指导的作用。像徐启侨，就是一名化学教师。

    与此同时，闸北八中的“学科教与学电子平台”也会对托管学校开放，优质的教学资源就可以跨地区、跨时空传递。在备课、上课等一系列环节上，对老师起到引导、交流作用。

    “闸北八中是我们的基地学校，因为成功教育发源于八中。八中是我们培训教师、干部的基地。”徐启侨表示。

    管理和教学指导的背后是成功教育的理念：相信每个孩子都有成功的愿望；相信每个孩子都有成功的潜能；相信每个孩子都可以取得多方面的成功。

    重点落实的是成功教育的三要素：积极的期望（父母和教师要相信孩子，对孩子有美好的期望，使孩子也对自己产生期望，从小拥有梦想）；成功的机会（父母和教师要让孩子有成功的体验，反复成功的孩子越来越好，反复失败的孩子越来越差）；鼓励性评价（父母和教师既要给孩子创造成功的机会，也要及时给予鼓励性的评价，使孩子信心越来越足，行为越来越自觉）。

    最后，托管的成果如何会进行第三方评估。

    “上海市教委提倡管办评分开，我们去办，管是我们教育行政部门管。我们去帮他们办学校，然后由第三方机构来评估，有没有达到预定的目标。”

    托管模式可以复制吗？

    中心的成功让托管模式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类似的托管形式不断出现。

    “上海在托管学校的远远不止我们一家，有几十个机构在做托管。因为我们这个机构比较庞大，管理的队伍、专家的队伍人数比较多，所以可以一下子管理比较多的学校，而一般的机构管理一所学校。”徐启侨表示。

    尽管如此，但对于中心的模式是否可以复制为更多社会组织所用的问题，徐启侨仍然觉得有很多困难。

    “托管学校一定要有行政部门的支持，没有这一支持是很难成功的。”徐启侨表示。

    与2005年时的环境相比，政府职能转移、社会组织积极承接政府转移事项的改革，已经在很多地方落地，但各地的力度不一，尤其是在教育管理领域，并未形成制度，极易导致因人废事现象。

    其次，托管是有目标的，而实现这一目标是很专业的事，需要有一整套教育理念与实践经验。中心是依托成功教育的研究成果才有了托管的可能。

    “我们这套东西如果对研究不深的话，也不是随随便便拿得过去、用得好的。假如要复制，可能要有一个学习的过程。”徐启侨强调。

    再次，合适的人并不容易找到。“你要进课堂去指导某一门学科的，你进去人家老师不信服你的呀。”徐启侨表示。

    在徐启侨看来，在职的老师不能用，没这么好用。而教育领域之外的人，“做我们这样的事的，有这样能力的人大概不是很多”。

    目前，中心自己也面临人员老龄化的问题。“我们在找刚刚退休的人，学科方面、管理方面有专长的，把我们这些老的慢慢地替代了，要不然机构没办法生存下去。”徐启侨表示。

    尽管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困难，但中心托管工作的示范意义仍然不可估量。

    毕竟有了中心托管17家公办学校的成功案例，对于各地政府来说，这意味着转移政府职能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对于各类社会组织来说，这意味着承接自己专业领域的政府工作是完全有可能做到的。

    ■ 本报记者 王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