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经历“上山下乡”，在农村工作十几年；她曾做过县委宣传部长，当过出版社总编辑、社长；她还是作协成员，发表、编著过多部作品；她热衷公益慈善事业，业余时间投身公益长达30多年，专职做公益也有八年时间……尽管年近七旬，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缪力身上仍透露着一股公益人的执着和韧性。为了及时接收求助信息，她甚至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在网上公开，并且24小时从不关机。

    为深度扶持民间公益成长，2013年5月，基金会成立了首个全国性公益组织联合劝募平台——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联合劝募中心。2016年，联合劝募中心更名为“NGO伙伴计划”，更有针对性地为合作方拓展筹款渠道、设计筹款产品、筹划线下活动等。在缪力看来，国字头基金会不能只做好自己的项目，还要成为一个孵化器，让NGO组织低门槛进入，帮助更多民间公益组织成长、成熟。

    坚持改革 打破行政管理模式

    《公益时报》：截至目前，基金会共有多少项目？近年来募款情况如何？

    缪力：目前我们共有140个公益项目，包括8个自主项目、114个专项基金和18个项目基金。从我们2008年10月接手基金会工作到现在，基金会共募款12.12亿元。其中，前期来自企业的募款比较多，近两年个人捐款数呈上升趋势。到今年6月底，企业捐款和个人捐款基本持平，近三个月以来，企业捐款超过总额的40%，个人捐款超过50%。

    可以说基金会的筹款每年都是一个飞跃。从2008年10月开始，在三个月时间里，我们募集了150万元资金，完成了第一个公益项目，即汶川地震灾后重建项目，在民政部举办了结项报告大会；之后，在我的记忆中：2009年，基金会募集善款1370万元；2010年，募集款项3700万元；2011年，募集8577万元；2012年，募集1.26亿元；2013年，募集1.83亿元；2014年，募集2.44亿元；2015年，募集款项达到2.7亿元；2016年1月至9月上旬，不到三个季度，基金会募款已突破2.57亿元，完成年度预算任务的114.09%。

    《公益时报》：仅八年时间，基金会就成长为一家社会认可度颇高的公益机构，这中间经历了怎样的变革？

    缪力：基金会共进行了三轮改革。第一轮改革在2009年年中。2008年我们接手时，基金会只有四个人，而且都是离退休老干部，当时我们完全是凭着自己的热情去做，但我们发现这样无法令基金会实现可持续发展。后来我们陆续向社会招聘了一些新人，成立了党支部，对管理机制和运作机制进行了第一次改革：打破大锅饭，打破行政管理模式，按照市场运作机制进行内部改革，引入竞争机制。

    第二轮改革是在2012至2013年期间，当时重点是完善各项制度，实现依法依规办事。此外，我们还对人员进行了大规模的专业培训，完善了薪酬体系，员工有了绩效工资，人事管理也走上了正轨，基金会逐渐实现了规模化管理。

    第三轮改革从2015年开始，重点是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以最高的评估标准进行管理。我们推出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内部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根据“承上启下，稳步推进；突出重点，明确分工；绩效挂钩，鼓励竞争”的原则，明确了决策机构、执行机构，调整了内设机构。公共服务部门强化和完善了职能；业务部门由六个合并成四个：儿童公益发展部、老龄和社区公益发展部、综合公益发展部、联合劝募和公益发展中心，进一步明确了职责分工。

    国字头基金会应做孵化器

    《公益时报》：基金会为什么要成立联合劝募中心？是不是和自身谋求转型有关系？

    缪力：我接触过很多小型NGO组织，他们在自己的领域内做得非常好，但普遍面临募款难的问题，“瓷娃娃”就是其中之一。当时他们已经联系过20多家公益组织，但没有一家愿意接纳他们。当时我们和理事长商量，觉得基金会应该帮助他们，给他们一个发展空间。虽然那时候基金会比较困难，但我们还是从非限定性资金里拿出了10万元帮助他们。事实证明，我们的决定是正确的，之后他们的发展非常快，还在2014年冰桶挑战公益项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觉得这些NGO组织专业水平高，有韧性，执行力也特别强。另外，他们也十分热爱公益事业，唯一缺乏的就是募集资金的权利。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希望为这些困难群体提供帮助。基于这些考虑，基金会于2013年成立了联合劝募中心。在第三次改革中，我们把联合劝募中心设置成了一个单独的业务部门。2016年，联合劝募中心更名为“NGO伙伴计划”，更有针对性地为合作方拓展筹款渠道、设计筹款产品、筹划线下活动等。

    《公益时报》：联合劝募中心发挥了多大作用？

    缪力：联合劝募中心成立后立刻显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当年就有18家NGO入驻。2013年我们为“索玛花”募集了38万元善款，解决了他们成长中遇到的困难。对于处在发展初期的NGO来说，这种帮助尤为重要。

    919大病救助工程也是联合劝募中心的一个成果。这个项目于今年3月正式启动，截至8月31日，919大病救助工程接听来自全国30个省市区的400热线求助、咨询电话3388个，在网络募捐平台上线大病及意外伤害个案977例，每月平均约160例。该项目累计受益人数977人，募集资金超过2625万元，累计拨付善款1572万元。

    《公益时报》：除了赋予NGO组织公募权，基金会还会为他们提供哪些帮助？

    缪力：我们还会为他们提供法律支持，帮助他们进行项目顶层设计，让项目符合组织自身价值，体现项目的公益性。另外，我们还会帮助他们培养队伍，提升他们的专业水平。

    这些NGO组织可能在自己的业务领域专业性特别强，但是在公益方面还不够专业，我们会为他们提供专业辅导。总的来说，对于他们，我们既提供帮助，又负责监督。

    我觉得作为国字头基金会，不能只做好自己的项目，我们还应成为一个孵化器，让更多NGO 在这里诞生、成长、成熟。等这些组织壮大以后，成为一个更大的实体，就能够做更多的事情。有人问我，这些公益项目做大了会不会飞走？我觉得这是好事，扶持它们也是国字头基金会的一个义务。

    打造公益链 实现多方共赢

    《公益时报》：基金会在选择公益项目时坚持什么样的标准？

    缪力：我们在审视具体项目时会坚持几个原则。一是公益性原则。公益归公益，市场归市场，两者必须分清。第二，要有针对性，选择那些社会最需要、最紧迫的项目。第三，要考虑项目的可行性，实现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我觉得应该让公益项目形成闭环，打造公益链。产业方面有打造产业链的说法，而公益实际上也是在创造社会财富、社会效益。我所说的社会财富、社会效益就是帮助那些社会弱势群体解决困难。因此，公益项目也是有产品的，需要让公益过程不断地循环。也就是说，要让所有参与公益的元素都能够通过项目得到发展，从中受益。这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

    《公益时报》：《慈善法》实行已将近一个月时间，今后将逐步放开公募权，那么公募基金会在这些方面的优势是不是会被削弱？

    缪力：我并不这么认为。《慈善法》为慈善组织开展公益事业提供了最大的空间，一方面，它把传统的慈善和现代理念的公益结合起来；另一方面，《慈善法》对于国字头的基金会来说也是一种鞭策和激励。将来放开公募权，公募和非公募基金会不会再有更大的区别，我也一直倡导不要有太大的区别，因为我觉得在公益事业中大家都应该平等发展。而且，这样也有利于激发所有公益人的创造性思维，推动公益创新，促进公益繁荣。

    《公益时报》：您能具体谈一谈应如何推动公益创新吗？

    缪力：第一，项目创新。这是公益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我们的“免费午餐”“社区发展暖心工程”“授渔计划”“蓝豹救援队”“919大病救助工程”“孤老助养”等都是创新项目。

    第二，公益模式创新。比如“授渔计划”，基金会与企业、中专学校和大学共同努力，让贫困中学生工学一体化，五年改变人生，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另外，我们和中央电视台《等着我》栏目创新推出了缘梦基金，帮助了6500多名求助者，寻人成功率超过60%，形成了持续的品牌影响力，而且是线上与线下相结合，效果非常好。

    第三，手段创新。这包括募集资金的方式以及对品牌的打造传播，比如说腾讯9·9公益日，基金会与湖南广电合作的芒果V基金，与浙江卫视合作的梦想助力基金，与新华网创立的新华善举基金等。

    最后一点是制度创新，基金会要去行政化，要很好地建立法人治理结构。

    《公益时报》：做公益也要打造品牌？

    缪力：在商业社会，有没有一款好产品是决定企业成败的关键，对公益事业而言同样如此。而好产品的关键是要形成品牌，做好一个公益项目的最高境界，就是把它做成品牌，得到政府认可，从而变成政府行为或者国家政策，成为百姓的福利。公益项目一旦形成品牌，就有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感召力和凝聚力，就能提升基金会的核心竞争力。

    ■ 本报记者 皮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