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中国慈展会发展中心秘书长 典春丽：

    社会企业认证趋于严格

    在去年的第四届深圳慈展会上，首批认证了7家社会企业对外公布。今年，第二批获得认证的社会企业再次公布，共有16家企业认定为社会企业。对于本次评选工作，深圳市中国慈展会发展中心秘书长典春丽表示，本次申请认定的企业章程中，一定要有明确的社会目标，如促进就业、精准扶贫、环境保护等社会问题，且企业成立满一年，有明确的治理结构，全职受薪人员不少于3人，而企业收入中50%来源于其商品出售或提供的服务。

    而在今年的认定结果中，被评为“金牌企业”的仅有一家，获此殊荣的为中和农信项目管理公司。据中和农信副总经理窦华茂介绍：“中和农信专注于农村小微信贷，就是通过为农村低收入人群提供便捷的上门服务，为他们提供急需的资金支持，从而帮助他们彻底改变生活。我们的优势就是：门槛极低，无需财产抵押，无需公职人员担保;方便快捷，一个电话，上门服务，手续简便，三天到账。目前，中和农信已经累计放款150笔贷款，累计放款金额达到167亿元，覆盖全国18个省210个县。”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 郑功成：

    慈善离不开政府

    “中国的慈善事业已经进入了一个以跨界合作为大背景的时代，就政府和慈善事业而言，政府的公益事业、社会福利事业是要受制约的。而慈善事业如果离开了政府的支持，成为一个自生自灭的领域，它恐怕是无法真正成长起来的。所以即便是政府与慈善组织之间，也应该是一种合作的机制。应该是一种相互融合、相得益彰的机制。”在“国际公益峰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说道。

    郑功成还表示，在当下中国慈善事业发展过程中还应该坚持两个尊重：其一，尊重慈善事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包括：1.自愿性、志愿性;2.民间性，即慈善事业是建立在民间捐赠基础上的，政府与慈善组织不应该是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而应该是伙伴合作的关系;3.开放性，即社会化，通过社会化的机制来成就现代的慈善事业。再者，尊重中国的基本国情，中国人将乐善好施作为一种美德、文化传承至今，是将其作为个人积德、修身的一种行为，它距离我们所期望的慈善事业中互为他人的社会行为还有一定距离。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样而否定它，因为它是当下中国的基本国情，应该立足国情，推动个人慈善认识、推动社区慈善发展，达到共建共享，才能真正推动慈善事业的发展。

    华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 卢德之：

    以共享精神来治理资本

    “十多天前在杭州召开的G20峰会，各国的首脑们对全球发展形成了许多共识，概括起来就是这两个关键词：资本、共享。”卢德之说道，“我认为资本的运行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以前应该说它是一个大发展的阶段;到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的中叶，那是对资本进行约束的阶段，比如说福利国家政策等等；进入了21世纪，应该提出治理资本阶段，既要有物理治理，也要有精神治理，特别是要有目标治理，这个目标治理就叫以共享来治理资本。如何共享呢？有两种方式，一个是强制共享，比如说税收制度、遗产税、高消费税等等，还有一种是自愿共享，那就是我们讲的慈善。让慈善作为共享的手段，作为共享的一种路径，它是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过程。”

    卢德之表示，应该深刻地认识到资本与共享才是人类发展的主旋律。也就是说“经济+精神”才能构成社会的主旋律。同时还应有更宽的视野，追求发展的同时，更应该考虑与自然、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与模式。

    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 刘文奎：

    贫富差距的根源

    贫富差距的根源，在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刘文奎看来，在于现代企业制度为基础的现代资本机制。这一机制将资本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资本可以一直拥有最好的资源、人才、技术，而没有资本的人始终无法得到提升，最终造成富者更富、贫者更贫。

    政府税收机制作为社会第二次财富分配并没有发挥其在解决贫富差距方面应有的作用，因此，慈善事业开始不断发展壮大，但时至今日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如今，社会企业又被人们寄予厚望，希望解决那些尚未根除的问题。刘文奎认为，社会企业就是社会影响力投资的一个结果或者成果，与企业的不同点有三：

    1.资本去向——社会企业属于社会投资，产生的资本增值部分形成的是社会资本、公共财产，不再是私企私人资本的累积；

    2.业务范围——社会企业道德底线更高，在守法的同时以不产生社会问题为底线，不同于私企的“无禁止即可为”；

    3.成功的标准——社会企业的成功标准是彻底解决一类社会问题，而并非私企单纯的经济利润。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院长 康晓光：

    筹款之时，勿忘初心

    “筹款的最终目的——筹款人为什么筹款，说直接点也就是我们筹款的‘初心’是否还保持着，尤为值得关注。”中国人民大学公益创新研究院院长康晓光在“2016国际公益慈善筹款大会”上说道。

    “筹款培训，一方面应该真正根据中国市场的需求，深度开发真正适合的募款手段、技术。另一方面，筹款培训，要更注重价值观、文化理念的培训。因为在目前，很多慈善基金会在筹款过程中，越来越出现非常商业化的字眼，如：大额捐赠客户、散户、客户满意度等等，而真正受助者的需求却不再成为重点，这与慈善组织的初衷是相悖的。慈善组织筹款是必要的，但是慈善组织筹款的最终目标是要解决受助者的真正需求，是要解决一类社会问题。因此，筹款为了谁、为了什么，应该是最为重要的，而不是将筹款作为唯一价值导向，不应该让金钱支配行动。”

    国际“益人”：

    我们同样受信任危机困扰

    目前，随着我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公众对我国公益机构的善款使用反馈及运作透明度不断提出质疑和更高的要求，而这样的问题在世界范围内也普遍存在。

    “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公众捐赠资金流向了慈善类基金或慈善信托，而不是直接捐赠给慈善组织，原因就是因为目前美国的公益机构在募捐款项的使用方式及后期信息反馈方面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比如在美国有一家专门从事为战争中受伤的人员提供帮助的公益机构，全年筹资后有1700万～2000万美元的资金用于各种会议和机构运作支出，与其用于受助者的资金近乎持平，这让很多公众无法接受。此类无法达到捐赠人预期以及信息反馈不够的问题，会导致公众对公益机构信任出现动摇，这是我们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美国公益筹款人协会国际发展委员会主席Penelope Cagney说道。

    而同样的问题在英国也存在，英国最大的面对面筹资公司HOME FUNDRAISING联席总经理Dominic Will坦言：“从电话筹资到面对面筹资，我们一直致力于培养公众形成一种自愿、主动、持续的捐赠意识，例如，固定每个月从其银行账户扣除一定资金捐赠给慈善组织。如今，公众意识已经形成，我们的筹款金额也不断增加，但与此同时，我们的筹款成本也不断攀升，而面对公众对资金使用的迫切需求，出现了断层。类似2015年一位老人因逼捐而自杀的事件，在凸显出英国监管部门存在问题的同时，也让公众对公益机构的信任因此受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