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6日，在清华大学举行的世界公益慈善论坛闭幕。闭幕式上的圆桌对话，请来了五位高校公益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院长王名，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院长康晓光，中山大学中国公益慈善研究院执行院长朱健刚，台湾政治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江明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国际院长、宾夕法尼亚大学副教授郭超。

    在北京师范大学法学教授刘培峰的主持下，院长们就公益智库如何建设发展展开了对话。那么，作为公益行业的智慧来源之一，目前高校公益研究院究竟能做什么，在做什么，他们对公益行业又是怎么看的呢？

    如何从小作坊到研究院？

    刘培峰：中国的研究院过去都是自留地、小作坊，组织的人格和创始人的人格高度统一。现在大家都在变化，怎样从个人魅力型的组织转向一个常规组织？

    郭超：我作为一个所谓的国际院长，其实主要是辅助常务院长。刘老师说每个中心或者研究院都和创始人的人格有很密切联系。人民大学比较特殊，就是有双重人格，有康晓光老师的人格，现在多出一个国际院长。从治理结构上讲，是一个违反科学的设计。但我们主要想怎样能通过一个治理结构上的创新，把本土化和国际化更好地结合起来，我们希望通过这个结构，既使研究院有延续性，同时也能不断地把新想法带进来。

    朱健刚：我认为有三个要点去推动可持续发展，第一个是要有好的长远战略，既要让学术界认为可行，也要让捐款人认可。第二，人非常重要。我只是执行院长，我们的院长是副校长，据说是良心最好的一个副校长，非常重要，在政治上保驾护航。第三，钱很重要，钱真是很难，我去负责筹款，还学了好多课程，发现没有多大用处。我们要跟慈善家去募捐，我想有了钱、有了人，有了总是让人激动的战略就能持续下去。

    江明修：我们是学院，跟研究院的情况不太一样。台湾整个学制跟大陆不一样，我们的院长是经过全体选举，委员会通过，再校长全选，所以很复杂。我们的公民社会研究中心跟研究院比较接近，刚才朱健刚讲钱很重要，其实我的看法不完全一样，你想做什么事，一定要讲得很清楚，会讲故事，当你把你的愿景讲清楚的时候，钱和人都会来加入。

    康晓光：机构如何从个人魅力型一直到制度化的阶段，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问题，实际上所有的机构文化都是老大的性格，领导人的禀性和机构文化是紧密相关的。有一个开阔的心胸特别重要，这方面王名做得就特别好，一直在努力地搭平台，非常包容、圆融，就是海纳百川。

    王名：坐在这个台前的我们五位，其实我们都在改变历史，我们还不是处在历史的节点上，我们都处在起点上。组织的改变，我是去年开始面对这个问题，原来还可以，反正就按自己的性格做就行，但后来发现不行了。我非常认同健刚说的，第一个是战略，我们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去做战略，最后凝练出来的愿景有八个字“卓越公益，化成天下”，我们又提出了研究框架。第二个是人。第三个我认同江老师讲的是事，一定要找到当下你必须要做的，同时又能够集中力量去做的几件事情。我们过去一直在找，一直没有特别明确。

    公益慈善学科核心要做什么？

    康晓光：一个大学的研究院，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研究、政策倡导、舆论影响或者参与一些实务的工作。在这些背后又是为了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培养人，我们为什么要培养人?我们要培养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再往前，什么叫积极的影响?我们到底希望什么样的人生是幸福的人生?

    如果对人生的价值和社会的价值把握不住的话，我们就说不清，甚至为什么要大学和研究院我们都搞不清楚，搞不清楚的时候，也可以稀里糊涂地随大溜去做。

    郭超：康老师刚才高屋建瓴地讲了很多，其实我们今天早上开会他还很恐慌地跟我讲说我们做什么?作为一个研究院，接下来到底战略重心在什么地方，你要推出什么样的产品?说句实在话，目前没有很好的答案。

    朱健刚：我们大概做三件事，第一方面，我们着重研究公益慈善与国家治理，因为我们的愿景是想推动中国的社会转型，通过公益转型去推动社会的转型，通过社会转型去倒逼国家治理的转型。第二是立足实验，主要是在珠三角探索社区实践，通过地方实验产生一些政策性的建议。第三个，培养人才。

    江明修：我不是辩论，而是否定。我觉得朱健刚这三点中第三点是最重要的，应该先谈第三点，就是培养人才。前面两点，他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给国家政策，一般来说都是自嗨而已，或者跟学生吹吹牛的。这个东西要抱着一个希望，是有希望的。

    王名：我比较认同江老师，首先是人才培养。晓光刚才讲的困惑我也有，强烈地感受到我该做的事情和我能做的事情之间有很大的张力，因为剩下的时间并不多了。后来让我解脱的是，觉得为年轻人搭一个平台，是更多地为有志于这个事业的人提供一个更好的舞台，这样就有一种释然。所以培养人就成了我们非常重要的事。另一个与此相关的，抓住一些重要的机会，推动可能的变革。

    如何面对现在的环境？

    康晓光：刚才有人讲“无欲则刚”，我觉得大欲则刚，当你有大的欲望的时候才能把其他的欲望都放下，当你把其他的欲望都放下的时候，在很多事情上就可以刚得起来。知之而定，而静，而得，大学之道是讲得很透彻的。就是说公共领域的殖民化，资本的力量和权力都在往这里伸手，都对公益和社会在指手画脚，我们还没有完全摆脱权力对我们的欺凌，结果资本的力量又进来了，而且这两个力量再一联手，我们这个领域简直没有出头之日了。所以今天我觉得比十年前承受的压力还要大，因为资本的压力很温柔，渗透力更强，让你更难以去抵御。所以在这个时候说难听一点，既要立牌坊，又要做婊子，这个事非常非常难，是对我下半生非常严峻的考验，好在再做两年我们就解脱了，有更多优秀的人来接手，我对自己不抱希望。

    江明修：刚刚朱健刚基本上装着很悲观，其实很乐观，晓光看起来很悲观，他其实真的很悲观，因为我觉得他长久在中华文化的沉浸之下，整个中华面临着很大的冲击，怎样去对接西方文明。我觉得必须有一个自主性的文化觉醒，不然在吸收西方思想的时候会很失落，而且也没有办法太深入。我们还要足够开放一些，你的自主性就会强。同样我们对企业和政府的态度也是这样的，不必跟他们讲说我们是“婊子”，即使是你心里面很像，也不要说自己是“婊子”，但是也不要说自己立贞节牌坊。做事的时候不断地内部对话很重要，包括政府、企业，甚至跨文化之间的对话。基本上我是乐观的，从十年、二十年的角度来看，也许看到很多退步和进步是并行的，可是常年来看这个还是进步的，只要你保持足够的、整体的开放性。

    朱健刚：关于环境方面，我是非常愿意相信在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好的一面，我觉得我们所做的工作是激发内心中好的一面、积极的一面。我以前也做一些实务，我没有特别身上很干净的感觉，我认为在中国要做点事，肯定要沾点泥的，对我来讲就好像这方面不是那么强烈。当然最重要的是价值观，人家觉得你还是那样的人，装也装不出来，康老师怎么去立牌坊还是康晓光。我们是依托在社会工作系，社会工作系有一个口号，我们立足地理的南方，关切价值的南方，关注全球的南方，始终是我们这套思想的基本。

    怎样在国际合作中讲好中国的故事？

    王名：廖晓义在曲阜做的实验，把儒家文化跟社区的重建结合起来，我觉得这是中国故事。我们更希望社会转型、重建过程中间发现一些鲜活的故事，把这些故事的共性、规律，用学术的话语能够挖掘出来，也用一些国际能够接受的话语来讲这种中国故事。

    康晓光：以后如果时间特别短，不要问一些通天掘地的问题，这个问题太大。笼统地说，首先你要热爱这个国家，对这个国家的历史要有一个亲切感，对于它的未来要有必要的信心，而且愿意把自己人生的幸福和它绑在一起。首先是情感的问题，然后是立行的问题，治理问题倒是其次，资源的问题也不是太重要，今天中国的也不缺钱，也不缺人，所以我尽管对当前的一些事情不满意，但是我对未来还是充满信心!

    江明修：我们在讲故事的时候，我喜欢听的是一种乡野的故事，很小很小的故事，而且每个地方都有它的小故事，这个时候就会出来一个更美好的大故事。一开始用大来剖题的时候就很危险，我看到宁波有个学者写的一本《天同道上》，他说宁波地区的慈善1949年以后断掉，真正1995年开始恢复，这些故事都不能不谈。所以要从未来学习，可是过去和现在都要去谈到文化的根本，是什么造成这些制度或者这些故事出来?这些反思对中华文明和西方的整个对接都是非常关键的。

    朱健刚：我们要创造中国故事，在珠三角做实验，介入到当地的地方社区的发展过程中，慢慢地去从服务到治理的转变，到社区文化再造。所以生产和创造中国故事是我们的一种手法吧。

    (根据现场实录有所删减)

    ■ 本报记者 王会贤